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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写金庸(四篇) 你看那云聚了又散金庸

    时间:2019-01-20 05:30:30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养心妙物      “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闲适无事之人,镇日不观书,则起居出入,身心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处逆境不乐,处顺境亦不乐。”(清・张英《听训斋语》)
      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无疑是“养心第一妙物”。失意时,一卷在手,浑然忘忧;得意时阅读,名利得失也可置之度外。
      较早期的金庸作品的读者群主要是小市民。他的几部畅销武侠小说如《射鹏英雄传》、《神雕侠侣》均在以一般市民为对象的报纸刊载。《神雕侠侣》在当年香港《商报》登载(该报读者均以工厂工人、小白领为主),《神雕》在金庸创办的《明报》刊载,甫创刊的《明报》也是以小报形式出现,对象也是小市民。
      金庸作品的读者群发展到后来,读者层次不断提升,逐渐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所接受,包括专业人士、文化人,后者更包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最早公开表示对金庸作品的重视和赞赏的,在台湾有夏济安教授,香港有林以亮先生及旅美华人文学评论家陈世骧等等。此后,海内外的学者自称是“金庸迷”的,不乏其人。
      金庸作品之为学人所接受,主要是金庸作品为知识分子的苦闷生活打开一条新路,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的世俗小说有继承的关系;此外,金庸作品中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也是为知识界所喜爱的。照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的话是:“他把儒释道、琴棋书等中国传统文化通俗化了,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陈世骧曾写道:金庸武侠小说“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另一个金学专家、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研究学会会长冯其庸说:“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
      以上三位学者评价是极高的。特别是近十年来,金庸作品已由原来的市井文学,堂堂正正进入了学术殿堂。近年海峡两岸三地某些学府设立了金庸研究室,有的还设立金庸作品的教学课程,不少海外的学术机构对金庸的作品也纷纷表示关注,并出现一批研究金庸作品的专家学者,而且关于“金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正如台湾出版人王荣文所说:“这些研究金庸作品的作品,非但是百家争鸣、各有论调,能够和读者共鸣辩难,也同时反映了这壮阔雄浑、瑰丽细腻的金庸世界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别有系人心处’。”
      中国文化人并不尽是金庸作品之拥戴者,“拒绝金庸”的声音,也偶有所闻。是耶,非耶,最好留待时间去作判断。
      
      金庸与云松书舍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深秋,金庸邀约了香港一干文友,陪他到杭州看他的“云松书舍”落成和移赠仪式。
      此次金庸杭州行的计划,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参加他在西子湖畔兴建的云松书舍的落成典礼;其二是接受浙江大学颁予的荣誉教授称衔。
      金庸作为一个当代出色的文学大家,在他的故乡江浙选择了风光秀媚的西子湖畔,作为兴建读书处―――书舍的地点,不啻是一桩文坛佳话。
      金庸的书舍,位于钱塘十八景之“九里云松”起点,又在康熙帝御笔“双峰插云”之碑亭侧,原属于植物公园。此处松树不多,但林木蓊郁,背枕南北两高峰,面向水光潋滟的西子湖,庭院深深,花香鸟啭,无疑是读书幽胜所在。
      云松书舍于一九九四年十月奠基,并开始兴建,由杭州的园林管理局负责,建成后又由香港的装修公司做内部修饰。主楼的主人房、客房都铺上厚绒绒的地毯并设有冷暖空调。
      云松书舍是按江南特有庭院风格建筑的,白墙鸟檐,从外表看来,庭园并不大,但一迈进门内,主要的建筑物把全园分割为不同景区,层层深入,曲径通幽,引人入胜。
      书舍方圆三万二千多英尺,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英尺。土地由杭州市政府拨出,建筑费人民币一千四百余万元,由金庸一力负担。
      云松书舍的建筑布局,以自然野趣为胜,包括了山、池、岛、花、石、亭、厅、阁、假山,再以回廊曲径联结。回廊又缀以不同花式的窗框,从每一窗框下走过,展现不同景观,有的是萧萧竹林,有的则是茂盛的桂树、苍虬的松,或一丛幽兰、摇曳蟠结的盆景。
      大门横匾是汪道涵先生的手迹,潇洒中带劲道,颇富文人气质。迈入第一门,左右回廊,中间是一个天井,右边墙上镶有一方大青石,是《云松书舍碑记》,志记书舍的建筑过程。“碑记”略谓:
      “云松书舍由香港知名人士查良镛(金庸)先生出资兴建。查先生原籍浙江海宁,一九二四年生。四十年代曾在杭州《东南日报》、上海《大公报》任记者、编辑。一九五九年起在香港创办《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等,声誉卓著,成为香港报业和出版业巨子。先生之撰论,以爱国爱民为旨,纵横捭阖,深具见地,为海内外识者所称颂。”
      “先生博雅宏通,才华丰茂,五十年代中始创作武侠小说,著有《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等名作十五部,卷舒历史风云,感慨苍茫人生,遐想落天际,奇境迭出,侠骨柔情,回肠荡气,举世华人社会中雅俗共赏,老幼咸喜,开传统小说一代新风,并受国际文坛重视,已译成外文多种。”
      碑记的另一边是大厅,横匾“耕耘轩”,是作家周而复的笔迹。门前两边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涵盖了金庸十五部小说的书名。这是会客、茗茶、聊天之所。沿墙壁设有玻璃柜,陈列金庸作品的各种版本。
      穿过第二厅堂,景物豁然开朗。眼前集中了庭园的主要景点。右边的回廊有亭台、水榭并连结庭园正中的主楼“松风明月楼”。“松风明月楼”共两层,楼下正中是大客厅,客厅正面恒对水池、曲栏、花圃、假山、亭台、湖心岛等,很是轩敞。楼上左右两间大房是男主人房和女主人房,各有一个大露台,可眺望一碧葱茏,令人心旷神怡。楼下左右两厢房各有一个客房。“松风明月楼”的左边的曲径,通向赏心斋。赏心斋是书房和写作的地方,背靠黛绿的树林,面向水榭、曲径、假山,在这里读书做文章,可是赏心悦目的乐事!
      怔忡之中,我坐在水池畔一块石头上,仰睇“松风明月楼”,清风徐徐拂来,耳鼓恍惚涨满天籁的音韵,我不禁想起日本小说家德富芦花的一篇散文《空山流水》中提到的“松风”:“坐在石头上用心倾听,有一种声音:松风。这无人弹奏的鸣琴般的声音,拿什么比喻它好呢?身子坐在石头上,心儿却追思着流水的行止。远了,远了……啊,依然隐约可闻。”
      金庸两年前在家乡嘉庆兴建的“金庸图书馆”落成后,便在西子湖畔兴建云松书舍,以供他将来藏书、写作和与文友交往雅集之用。大有告休西子湖畔之兴致。两年后书舍落成,他又改变初衷,慨然捐出斥巨资兴建的书舍,照他的话说是书舍建得太完美了,不应由他一人独享,应公诸同好。此举颇有大侠恢宏的气度。
      就所知,金庸于香港以外的读书处除杭州的云松书舍外,在牛津、东京、新加坡和澳洲,均有自己的寓所,并各有藏书。也许他大可以仿效当年林语堂先生所推祟古希腊的逍遥学(PERIPATETT)与文友“交游接触,朝夕谈笑,起坐之间”为其寻常语与人间未见书的点化,这种工牟造化、师法自然的游学方式,与金庸退休之后所追求的第三个理想也是相埒的。金庸自撰的《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一文中提到的“第三个理想是,衰老时不必再工作,能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健康、平静愉快的心情和余暇来安度晚年,逍遥自在。”
      金庸题的“读书乐”
       年前,因筹划“网上邮购”书籍,特地请金庸先生题字,以提倡阅读风气。金庸先生快人快事,即席挥毫,他借用了宋朝女词人李清照两句话,别饶意趣:“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意喻宁静淡泊的读书生活,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这句话虽出自古代文人,对现代人倒也很适切。上一句话是表征读书人的一副傲骨,在商品社会的今天,读书人的傲骨之棱角大都为铜钿磨得平滑如砥,其志可屈可伸;妙在下一句“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古时没有跑狗跑马赌博,“声色狗马”,泛指嬉乐、玩耍。今人而葆有读书乐,且把这种嗜好,放在声色狗马之上的,相信并不多。在“声色狗马”之余,仍能享受读书之乐已是大不易。
      李清照上述两句话,典出她的丈夫赵明诚著《金石录》的序言。李清照在这篇序言中,记述她与赵明诚的读书乐。她的家藏书极丰。读书之余,两人便以记忆力作赌博。他们常常以一些大事、词句的出处赌输赢,譬如出自什么书、哪一卷、哪一页、哪一行,都要求对答如流,一一道来,哪一个猜中,便举杯饮茶,满怀高兴。
      当今社会,以读书为乐的,还是大有人在。就我所知,欧洲人特别是英、法、德人,都有每天阅读的习惯。过去,我赴欧洲公干,曾在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家庭作客,发觉一些中产阶级,大都养成在饭后或睡前阅读的习惯。
      某次,在慕尼黑一个德国书商家中做客,他的家庭便有“围炉烹书”的习惯:晚饭过后,一家子围着壁炉,傍着暖烘烘的炉火,各自捧了一册自己喜欢的读物―――很多时是文学著作、人文科学的书。有时读到精彩片断,还不自觉地朗诵起来,让大家共同分享。
      多年前,在一个冬季的周末,我曾与一个法国玩具商(他的太太是出版艺术书的书商)在巴黎郊野的古堡度过,傍晚我们在壁炉边闲聊,边读书、边喝酒,古堡外除了风涛,还夹着嗒嗒的马蹄声(主人养马),倏地把我带进中古时期的氛围,唤起古昔的情怀,从此留下深刻的印记。
      在狂躁的繁嚣中,在杂沓的市声的暗角,一个人静下来,捧着一本心爱的书,伴以清冽的茶或醇美的佳酿,其乐无穷。
      欧阳修晚年取了一个叫“六一翁”的别号,皆因他有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外加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连同他自己“百直公”的称号,便是六个一,不免踌躇满志,自得其乐。从报业退休的金庸相信深谙个中乐趣。
      
      金庸创作新动向
      
       金庸出版武侠小说修订版,已陆续登场。第一部《书剑恩仇录》修订本甫面世,立即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各大小传媒竞相报道。一个作家的作品修订,引起如许热烈的反响,相信也是古今中外破天荒的第一遭。
      金庸写《书剑恩仇录》始于一九五五年,在一九七二年写毕《鹿鼎记》后,金庸花了十年时间对其武侠小说加以修订。由于金庸三十六册十五部小说都是在报纸或杂志连载过的,虽然金庸有过人的文思,但或仓促成章,或是作者笔误或是编辑疏忽,不免错漏,照金庸的说法:“现在修改校订后重印,几乎每一句句子都曾改过。”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金庸在新版后记中表示,这部小说在“行文与情节中模仿前人之作颇多,现在将这些模仿性的段落都删除或改写了,但初作与幼稚的痕迹仍不可免,至少,那是独立的创作。”
      本书另一较大的修订,是主角陈家洛对伊斯兰教《可兰经》的教义较深入的理解。作者在修改时,“曾觅得伊斯兰教《可兰经》全文,努力虔诚拜读,希望本书所述,不违伊斯兰教教义,盖作者对普世宗教,均怀尊崇虔诚之意,惟各宗教教义深奥,浅学者不易入门也。”(《书剑恩仇录》修订版《后记》)
      金庸在书中有多处演绎《可兰经》的义理,特别在结局增加了不少文字。金庸在这里借香香公主的口,对《可兰经》的真谛作了解读:“安拉吩咐:大家要善待邻人,帮助孤儿寡妇,给他们吃的、穿的,要公正对待别人,遵照可兰经中的规条行事。不可以听了坏人的挑拨,起来攻打旁人,安拉说那是不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要爱护别人,帮助别人。决不可以去侵犯别人,杀伤别人。”
      金庸的意旨,大抵想告诉世人,《可兰经》是导人向善,人类不应互相残杀,应该和平相处。
      其实,评者大都着墨于金庸的修订版与原版的异同处,没有对金庸修订的深刻意义进行探讨。有不少评论者不认同金庸的修订,包括香港大律师、金庸作品的研究者吴霭仪、香港多部金庸武侠电视剧的监制李添胜等等。均认为作为历史小说,不合理地方在所难免,应保持原貌。其实金庸在艺术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对作品的第二次修订,主要精力花在文字方面的功夫,除了矫正错字,还改掉欧化字句,追求文字的纯粹化和结构的完美。金庸说:“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地表达。”
      文章千古事。金庸把小说创作比喻为弹钢琴,光靠天分是不成的,只有勤加苦练,才能不断提高。他称:“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
      金庸虽然才高八斗,仍在不断读书,不断追求,不断提高。这就是他准备花三年时间第二次修订他所有小说的契机。他对记者表示,他的这次修订,结局不会大改,但会修订得比原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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