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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墓背后的文明】 5亿盗墓案背后的江湖

    时间:2019-01-06 05:37:31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一、“墓”的变化      提起盗墓,不少人或许会想起野蛮、龌龊、肮脏、缺德这些不雅的词汇。实际上,盗墓背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
      与“墓”意思相近的,还有“坟”、“茔”、“丘(邱)”、“冢”、“垅(垄)”、“土”、“培”、“�”、“�(垛)”、“山”、“陵”、“寝”等十多种叫法。
      “墓”,大概是最为原始、正宗的概念了。笼统地说,墓是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物的固定设施。在考古学上,常会把“墓”与“葬”相提并论,言之为“墓葬”,可见墓的古老和重要。
      但“墓”与“坟”、“冢”、“丘”、“陵”等,在古代有相当大的差别。
      凡掘坑穴葬,盖土与堆平,不植树者,方叫“墓”,“墓”中透露出的是中国人朴素的早期丧葬观念――“不树不封”。
      “坟”,则是与“墓”相对的。虽然现在大家通常把“坟墓”放在一起使用,但在先秦以前,两者区别明显:葬穴积土成堆,才叫“坟”。而坟的本义就是土堆子,《礼记・檀弓上》称,“古也,墓而不坟”,就是这个意思。
      “冢”的本义,《白虎通》称“大也”。后来的意思则变成了坟,但《说文》称,“冢者,高坟也”,即封土高大的坟。上面的冖 表示地下覆盖,将死者覆盖于墓中,故从冖。
      “丘”,本来指坟堆,即堆在葬穴上的封土,与此有相同概念的还有“垅”,垅与“垄”相通。《汉书・楚元王传》称,“尧葬济阴,丘垅皆小。”意思是,尧当年葬于济阴,其墓的封土很少,地面的坟头不大。
      “墓”与“坟”、“冢”、“丘”意思上的不同,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早期人类的等级差别。普通人家的葬处可说是墓,也可说是坟,但“丘”则非下层民众可用。《周礼・春宫》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概意思是,死者下葬后,墓上封土的高低和植树的多少,与其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是越礼。王公级别的才叫“丘”,如苏州著名的虎丘斜塔,即因吴王阖闾之冢所在而得名。
      墓中的更高等级,则是“山”和“陵”。
      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渭水》(卷十九)有这样的文字,“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
      “陵”的本义是指高大突兀的山丘,后来则逐渐成为皇家坟冢的专用名词。其衍变过程就是指坟冢的封土越来越高大,最后到了堆积成山的地步,这非帝王不可为,所以只有帝王才能把墓造得如山一样高大。
      但早期的“陵”,也可以是王公们的坟冢。《史记・赵世家》(卷四十三)称,“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十五年,起寿陵。”清代学者顾炎武据此考证,肃侯的墓是高坟大冢,其也称“陵”,可见“陵”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且是诸侯可以使用的。
      更有学者考证,在此前的春秋时期,已有了“陵”的概念。但在刘姓定下汉家天下后,特别是汉高祖刘邦的坟冢称为“长陵”后,“陵”就不能乱用了。只到今天,一般人的墓仍不可称为陵,蒋介石在中国台湾去世后,其葬处才叫“蒋陵”。
      “寝”,是陵的最高级别,寝本身并不是尸体所藏之处,是附属建筑,一般认为是“陵上的正殿”。
      “寝”原指正规的起卧房间,即“寝室”,成语“寿终正寝”中的“寝”,即取此原义。帝王所居之处则叫“寝宫”。而帝王死后去阴间仍想当皇帝,自然其魂灵依附的尸体所藏之处,也要造得如生前的宫殿一样,于是有了“陵寝”,这一专指帝王坟墓的特定称呼。
      从“墓”到“陵”的一步一步变化中,可以看出人类从蛮野向文明的进步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发展主线――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出现、确实和强化。
      墓“不树不封”,地面无留痕迹,子孙也找不到。所以早期是没有扫墓、祭祀概念的。这一习俗在蒙古人身上一直有体现,在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死时,都还是秘葬,地面不留标记,以致一直到现在,成吉思汗的葬处都没有被人发现。
      “不树不封”的另一面则说明,早期人类的情感相对是淡漠的,或者是狠心的。
      在生产力水平低,活人生存都颇艰难的环境下,对死人的照顾自然也就顾不上了,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感情,去考虑生死离别。后来,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有了积余,活人对死人就开始“怀念”了,而且感情越来越深厚。
      这种“怀念”,就是感情的一种升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除了“墓”的概念有变化,墓的形制也同步被强调了,如帝王陵寝,由“封土为陵”逐步发展为“因山为陵”。
      墓址的选择,不再像早期那样,随便找个地方安置,而是讲究“风水”。
      晋代堪舆大师郭璞在《葬经》称,“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此“风水观”对后世,特别是帝王陵寝选址影响很大,即便是普通人家,也要请风水先生相墓,寻一块可以旺子旺孙的吉地下葬。
      墓也不再是死后匆匆挖筑,而是生前就开始营造了。
      如始皇帝嬴政的秦陵,至其在东巡途中病死时,仍未完工。《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参与造陵的犯人就达70余万,可以想见其规模的巨大和形制的复杂。
      
      二、“葬”的不同
      
      “葬”,是一个会意字,从“死”,指人死后盖上草席,埋藏在丛草中。可见,古人死后,只是草覆盖后简单埋葬,没有使用棺椁一类葬具的说法。
      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照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后来,葬泛指处理尸体的不同方式,如土葬、火葬、天葬、二次葬等等。
      “葬”音与“臧”相近,古义“臧”与“藏”相通,因而有学者认为,葬,就是收藏尸体,《说文》就是这个观点。《礼记・檀弓》称,“葬也者,藏也。”《荀子・礼论》称,“故葬,埋敬藏其形也。”都是这个意思。
      葬,有薄葬与厚葬之别,构成了活人对待死人态度的全部。
      人类最初或许并没有葬的概念,后来挖坑埋掉,身上盖点杂草、草席什么的物品,才有了原始的“葬”。而这种原始的“葬”,一直贯穿于人类生活中,至今家贫无力办亲人葬事者,还是这种处理方式。
      明太祖朱元璋在当皇帝前,家中一贫如洗,其父亲得了瘟疫死后,就是用草席包裹了一下,与其兄抬到乡人施舍的一块荒地上,草草埋掉。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后来想迁葬都不方便,最后刘基称迁墓会影响风水龙脉,朱元璋只好作罢。
      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确实是这样。
      1977年,考古专家在河南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首次发现和发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裴李岗文化。在一处氏族家族墓地中,共发现了114座人类早期墓穴,墓穴简单,不见葬具,随葬品也很少,甚至没有。即便有点随葬的物品,也仅是磨盘、磨棒、石斧、石铲、石镰、陶瓶、陶罐一类早期生产、生活用品。
      人类早期这种丧葬方式,可以看成是“薄葬”。
      与“墓”的概念往后出现变化相一致的情况是,在“薄葬”之后,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出现对尊贵死者的追崇,特别是后期“国家”和帝王出现,葬事开始复杂了。
      与墓有级别一样,葬亦有了等级――厚葬流行,就是等级的反映、彰显皇威的体现,是“事死者如事生”观念的具体化。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其后是商、周。这个时期的贵族墓葬就很不一般了。各种精美随葬品的考古发现,证实当年的葬事是如何的讲究,厚葬是如何的严重。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妇好墓”便十分豪奢,是这个时期厚葬的代表之一。
      现已证实,妇好是《乙辛周卜辞》上记载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此墓未被盗掘过,出土的随葬品多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有468件,品种几乎涵盖了过去殷墟中出土的所有青铜器种类。有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中国目前已发现的体形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墓中还有755件制作工艺很高的玉器随葬品,还有绿松石、玛瑙、水晶、象牙等许多宝石。
      之后的春秋时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时“礼乐崩坏”,时人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史载,当时的齐国、宋国葬事逾制,导致厚葬之风盛行。
      到了秦汉,厚葬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随葬物品多得装不下,据称所随葬的财富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后汉书》记载,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掘诸陵,取其宝物”。茂陵中的随葬品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后世有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对如此的厚葬做法提出了反对。如魏武帝曹操、汉文帝刘恒、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生前都提倡薄葬。曹操还身体力行,死后不随葬金银宝,陪以瓦器,连“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谓“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盗”的反复
      
      “盗”,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会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身》中称,“窃货曰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窃货”、“窃人之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偷东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能算偷”,实乃是一种诡辩。偷乃小人之举,所以庄子说,“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
      大者盗国,小者盗墓。两种行为都是“盗”,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后者是偷死人――发死人之财。
      从盗墓史来看,盗墓的动机大概有四类:图财、报复、游戏、巫术。
      盗墓最原始动机,似乎并不是为了财,应该源于报复――对仇家和政治对手的报复。试想,最初的墓里空无一物,盗之何用?
      盗墓史上那么多“辱尸”现象的出现,不少与报复是绑捆在一起的。盗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才掘开了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为了报复,有的还把尸体挖出来,与兽骨一起焚烧,深化辱尸的目的。据《明史》记载,大盗赵�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尸骨从坟内盗掘出来,与牛骨马骨一起焚烧,羞辱焦芳。
      但盗墓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图财,持这种动机的应该是正宗的典型的盗墓者。
      曹操当年没有军饷时,便是靠盗墓来维系军队供给的。曹操这个盗墓狂人,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设置盗墓机构的人。其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盗墓业务”,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汉梁孝王刘武的豪华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给盗掘的。曹操在打开墓穴后,亲临现场,指挥取宝。
      无独有偶,本为宋臣的刘豫降金后,于公元1130年被金国扶植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齐。刘豫与金人合伙掘毁北宋帝王陵,他好像盗墓盗上了瘾,效法曹操,设立“淘沙官”专事盗墓,将境内的古冢旧坟一掘干净,给河南中原一带的陵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一次灾难。
      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对清东陵下手,也是对陵中的随葬宝物垂涎欲滴。盗得的宝物价值连城,乾隆墓中的九龙宝剑,慈禧口中的夜明珠,还有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据说分别送给了民国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让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盗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无法找回。
      盗墓有官盗和民盗之分。曹操、孙殿英之类属于“官盗”,而更多的盗墓者属民盗,其数量无法统计,只能用多如牛毛来形容,有不少民盗靠盗墓发家致富
      清光绪年间举人徐珂辑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里,记载的广州盗墓高手焦四,便是盗得一座陪葬丰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于现在我们身边的不少文物贩子腰缠万贯,背地里也是靠“盗”。
      在几种盗墓动机里,比较变态、或者说另类的,是游戏和巫术。
      汉广川王刘去,就是游戏盗墓者的代表。晋人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刘去不缺吃不缺花,盗墓图的是乐趣,凡与他一起盗墓的,谁盗到陪葬品属于谁,所以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这样的“玩主”。
      因为信奉巫术导致的盗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鲜见。明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一带民坟被盗现象很严重,原因是当地流行一种巫术――“打旱骨桩”。遇到大旱之年,当地人便认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灵,要把刚死下葬不久的坟墓掘开。旱骨桩的“打法”很野蛮,就是“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以下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寝。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很多。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的,“十墓九空”,与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有反映。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下,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的陵寝,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猖狂。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不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被拖出陵外“暴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时期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而在民间,靠盗墓为生者也多。如上文中提到的广州盗墓者焦四,就是这个时期的人。在明文人冯梦龙所撰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喻世明言》卷十四)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朱真,家中有“祖传之物”的盗墓工具,就是靠暗里盗墓谋生。
      第四波当从中华民国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主力是“官盗”中变种出来的“兵盗”或说“匪盗”。在这一波盗墓风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军阀党玉琨,盗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周、秦两代古冢;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中的慈禧陵、乾隆的裕陵等;土匪王绍义、黄金仲,盗康熙的景陵、同治的惠陵等。
      1949年以来,盗墓现象被严厉遏制,与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无关系。但对一些陵墓也有一些抢救性发掘。其直接原因就是盗墓事情的不断发生,由于不少陵墓已让盗墓者挖开,或是已被盗过,只得进行抢救。
      湖北钟祥境内有多座明王陵,这引起了现代盗墓者的注意。明郢靖王陵,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被抢救性发掘,曾七次被盗墓者光顾。有的盗墓者使用军事用炸药“炸墓”,最严重的一次把地宫券顶都炸坏了,最深的盗洞达8米,差点就挖透了。在这种无法继续保留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只好批准挖掘。让专家惊喜的是,此墓系被盗未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盗墓现象在“文革”时期出现一个小高潮,各地的农村“向死人要地”,进行农田整改,好多的古墓荒冢全给平掉了。不少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挖掘了。
      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建设运动农业现代化、老城区改造,新城池扩延……到处是基建大工地。过去的荒郊野岭建成了“高档别墅区”,从前的臭水沟变为养鱼塘――古人的长久安眠之地被隆隆的打夯声震裂了。2007年12月1日刚抢救性考古结束的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这座已熟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就是当地人取土时露出来,然后被文管部门发现的。
      这一波的危害不容小视。由于国际文物市场持续走高,文物走私活动猖狂。各地目前不断出现的盗墓“新闻”,应该是这种“需求”的最直观信号,值得关注!
      
      五、期望
      
      坟墓,这类地下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盗一座少一座,毁一处坏一处。而古人为了防止盗墓,曾想出了形形色色的反盗墓招数。
      如曹操“七十二疑冢”式的潜葬,河南上蔡县郭庄楚墓的“积沙积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伏火”,秦始皇嬴政陵中的“伏弩”,成吉思汗死后的“殉杀活口”……甚至还想出了留下“绝命咒语”的怪招,阻击盗墓者。
      但在物欲的驱动下,墓再坚,招再狠,“天下无不发之冢”。在盗墓已实现“现代化”的今天,这些凝结古人智慧的反盗墓招数,如同地下的尸骨一样――腐朽了,一钱不值。
      人类应该如保护环境一样,去审视、反省自身行为。千万别到了古代文明被毁损差不多的时候,才说――“我们早该保护古墓了”!
      
       (选自倪方六《盗墓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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