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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大家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家》的散文诗

    时间:2019-01-11 05:37:10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摘 要:现代作家朱自清在文学史上以散文创作称著,但他也是一位踏实严谨的学者,对陶渊明的研究虽专论不多,但其鲜明的治学特色,足以让他在现代陶渊明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特点是既关注文学本身,又具有融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的长处,并以作家的直觉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陶渊明的诗人形象。
      关键词:朱自清陶渊明研究文本诗人形象
      
      作家朱自清(1898~1948)在现代文学史上以散文创作的成就著名。《荷塘月色》、《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脍炙人口。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中国古代大诗人陶渊明也深有研究,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朱自清本人颇以自己的陶渊明研究为骄傲。从《荷塘月色》等散文名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恬淡雅致的情趣下有一颗活跃而热烈的心,所以不难理解,他对同样身为隐居诗人、但不忘关心民生和终极命运的陶渊明会产生浓烈的兴趣。总体上看,朱自清有关陶学的专论并不算多,然而其鲜明的特色,足以让他在现代陶渊明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
      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特点是既关注文学本身,又具有融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的长处。
      通常古典文献均以经、史、子、集的排序,就表明儒家经典摆在首位,而文学作品(“集”)处在末位。加上众所周知,清代乾嘉年间以来经学昌盛壮大,其治学方法与思维模式波及所有领域,也牢牢影响着文学的研究。因而陶渊明研究要走向新的水平,必须有所突破,转到文学自身特性的探讨上来。朱自清的研究就体现了这样的新方向。
      表面看,朱自清的研讨更多结合了陶学的传统,但实际上绝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屡以新意去打破陈见。这首先表现在作品文本与注释的关系的处理上。古代的文学作品,由于时代久隔,无论词语、典故、背景、意义,一定的注释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由于经学的强大影响,这种原本需要的注释不正常地膨胀起来,以致大大超出了文本的篇幅,变成了典型的“过度诠释”。这在传统的陶学中就有表现。唐代李善等五臣注《文选》,对所选陶渊明的诗文尚侧重在文辞的解释上,到南宋汤汉笺释陶诗,就增加自己了的解读和诠释。这二者也反映了古代语文学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注,集中于作品原有的字句;笺,侧重在阅读心得感受的发挥。所谓笺注,就是二者的结合。但汤汉的笺释还比较简略,随后李公焕的辑本就大量搜罗和增加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相关的评语。尤其到了清代,因经学兴盛后占据了批评界的主导地位,用注经的方式注释诗文的做法也风行开来,甚至晚清后仍流风不断。如朱自清举出的例子,相当有名气的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就繁琐得要命,并正因这一缺失而“受人诟病”。
      像上述弊端,习惯的说法是“有伤体例”,即评语不应当夹杂在注释里。但朱自清另出新解,他指出:
      注以详密为贵;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从前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用“事”的目的所谓“义”,也应当同样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处,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287页。以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其实,详密之“密”,原来意思更接近周密。但朱自清创造性地把意思引申到了“密切”,进一步又导向“切合”。这就能够有效地克服和排除诗的诠释掩盖乃至歪曲诗的本义的情况的再发生,突出和强调了诗文作品蕴含的“义”,而不是使用的“事”。
      朱自清以陶渊明研究的现代成果作为进一步的例子,他评价了岭南学者古直的《陶靖节诗笺定本》。朱自清虽然对此书多所肯定,批评也显得温婉而有节制,但仍不客气地指出,古直“用昔人注经的方法注陶”,尽管“用力极勤,读了他的书才觉得陶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平易,平易里有的是‘多义’”,不过需要强调的重点还是在“‘多义’当以切合为准”。朱自清以实例说明了古直此书未能完全切合的遗憾。如陶诗《拟古》之三、七和九,《杂诗》之九和十一,《读山海经》之九,古直“都以史事比附”,朱自清评之为“文外悬谈,毫不切合,难以起信”。(289页)
      从“详密”到“切合”,实质纠正了传统的诠注方法,那种方法以详赡为特色,以搜罗殆尽、几乎无一遗漏为目标。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可举出历史上的汉儒注六经为例证,注文超出经文好几倍,造成了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局面。据范晔《后汉书》,东汉章帝接受杨终上书,按西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的故事,建和四年,诏诸儒在白虎观论考同异,编纂成《白虎通义》一书,就是有鉴于“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就存在了。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就曾下过诏书,指出“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但看来情况并未得到真正的扭转。不幸的是这种繁琐作风,还进而波及文学领域中来,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出研究者的学问渊博和知识扎实。上千年过去,竟然流风悠长,难以改变。但其实际效果,是脱离了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作品的文本本身。
      作品的文本和注解、笺释的关系,应当像叶片和花朵的关系,花朵需要叶片的扶持,那是不错的,但叶片过于繁茂稠密了,花朵就见不到了,甚至还会枯萎。同理,注解和笺释对理解文本是有帮助的,但如果太过详密,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得文学的审美鉴赏蜕变成了文史知识的堆砌与文学批评的泛滥。朱自清不废笺注,不排斥必要的理解上的辅助手段,也尊重以往时代的知识积累,在此前提下提出“切合”作为旨归,相当妥善地把陶渊明研究工作引回到了作品文本的中心上。这是一种承沿传统路子,而有所突破的向着文学本体的回归。
      朱自清对作品文本的重视是一贯的。这可以从他替萧望卿《陶渊明批评》作的序里得到佐证。序中特别提到,“诗人的情和志,主要的还是表现在篇章字句中,一概抹杀,那情和志便成了空中楼阁”。这可以说是一位兼为作家的学者才可能有的体悟,因为他懂得笔下的篇章字句是如何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
      
      二
      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成功之处还在于他恰如其分地把握了陶渊明的诗人形象的特征。
      从诗文的分析看,朱自清肯定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钟嵘最早作出的这一评价没有错;陶渊明作为诗人的贡献或独创,也的确主要是在田园诗。但也正如他指出的,陶渊明的这一诗人人格,从六朝到北宋没有变化过。只是到了南宋,才经由一些评论者的强调,突出了他所谓“忠愤”。不难设想,这其实是和南宋国势日蹙,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岌岌可危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的。因为这样,陶渊明的人格构成就在历史的演变中增添了新的成分,形成了陶渊明诗人形象的另一侧面。
      朱自清虽然有关陶学的论著不多,但在陶渊明研究上是切实下过功夫的。从他的一篇专论《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能充分看到他绵密、周详的分析,与平和而中正的判断。他汇集了七种不同时代的陶渊明年谱,有南宋王质、吴仁杰的、清代丁晏和杨希闵的、和近人梁启超、古直、傅东华的,归纳出六个见解分歧而聚讼未决的问题,即陶渊明名字之异、诗文书写的年号或甲子、居住地址的变易、出仕情况、家族世系和享寿年岁。经过从文本出发的详尽探讨,最后朱自清得出结论,除世系和享寿年岁,因文献证据不充分,只能存疑外,有四件事是可下定论的:渊明是其本名,元亮是其字,入宋后改名潜;入宋以后,诗文不再书写年号,是确定的,而与甲子无关,后者不涉及晋、宋禅代之事,因前后均有书写甲子之作;渊明始居柴桑,旋迁上京(采陶澍说,上京为山名),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渊明尝游此地。上京有其故居,南村在浔阳城郊。渊明曾为州祭酒,尝仕桓玄,因母亲丧事辞官守孝。然后州府召任主簿职,未应征。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参军,仕刘敬宣或刘怀肃。
      以上这些考证,相当严谨而周到,篇幅所限,就不在这里详细作介绍了。总的来说,应当肯定,朱自清的研究工作及其结论,至今仍然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作为一位主要成就在散文创作的作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田晋芳: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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