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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鹰鸽两派 [美联储中的鹰派与鸽派]

    时间:2019-01-24 05:30:24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1996年7月份会议后,美国经济继续攀升。但令人惊异的是,在经济强劲增长的过程中,通货膨胀并没有出现任何上升迹象。出于这一原因,在8月20日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不加息。但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的紧张气氛却在不断积聚。
      到9月份,经济仍未有放缓迹象。股市和消费者信心均不断上扬,达到五年来的最高点。最为重要的是,失业率终于到9月初降到5.5%以下,过去一年多来失业率一直盘桓在这一水平之上。
      这导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的讨论激烈得会议室外都能听见。“联储内部已经出现裂缝,”9月9日出版的《商业周刊》如此点评说,“联储银行家之间的争吵以前也有所闻,但是很少到如此激烈的程度。”
      在媒体(和市场)的眼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的“鹰派”和“鸽派”之争日趋激烈。这正是媒体将讨论按参与人员的个性和观点进行分类的一贯做法。
      鹰派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他们相信这会带来很高的关联成本。因此,当鹰派察觉到通货膨胀时,他们要求预先采取行动紧缩银根。为了确保通货膨胀稳定在低水平,他们甘愿承担失业率可能偏离最低可持续水平的风险。
      而处在另一端的鸽派最为担心的是失业。他们希望货币政策定位在确保经济实现最高且可持续的就业水平上。例如,他们可能容忍通货膨胀在短时间内高于价格稳定目标,以避免破坏已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而且他们可能更愿冒通货膨胀有所上升的风险以确保失业率达到最低的可持续水平。
      一些鹰派和鸽派代表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信念毫不动摇。在这些信念的驱动下,他们不顾情况的变化而坚持自己的立场。我称他们为“顽固”型的鹰派和鸽派。但其他的鹰派和鸽派会根据所得的最新数据和预测转换角色。他们是实用主义分子。我称他们为“顺势而变”型的鹰派和鸽派。
      当时爱德・伯恩是最坚定的鸽派人物,但他经常得到艾丽丝・瑞芙琳、比尔・麦克唐纳、亚特兰大联储行的杰克・盖恩以及后来达拉斯联储行的鲍伯・麦克蒂尔的支持。最初的鹰派人物包括汤姆・梅尔泽、艾尔・布罗达斯、鲍伯・帕里、凯茜・米尼翰、盖瑞・斯特恩和汤姆・侯宁,麦克・莫斯科也倒向他们一边。后来,随着对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模型信心的消退,鹰派队伍不断缩小。�
      格林斯潘主席很难被准确定义属于哪个派别。媒体通常将他划为鹰派,而且没人怀疑他对价格稳定的承诺。他还倾向于设立正确方法测算的零通货膨胀目标,这正是“顽固”型鹰派的特点。但另一方面,格林斯潘主席对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模型表示怀疑,因此不愿意根据传统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公式提前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这使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上多次与鸽派站在一起。对他最恰当的形容应是“鹰式”鸽派人物。
      就我自身而言,我一直被认为是鹰派。这是因为我相信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模型。一旦失业率低于我对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预测,我随时准备提前采取行动收紧银根。不过,我相信自己也被认为是带一些“鸽派”色彩的鹰派人物,这是因为我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容忍,而不是一定要其降至真正的价格稳定水平。
      媒体很快将我们划入两个相互对垒的阵营。他们尤其对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挑战”格林斯潘主席领导权的情况感兴趣。结果,我们都意识到在说话时不得不多加小心。
      1996年9月17日,路透社的网络新闻上登出了伊莎贝尔・克莱瑞写的如下报道:“一位资深的联储官员说,鉴于1996年下半年经济仍能保持强劲扩张势头的迹象日益明显,联储12家大区行中有8家要求提高贴现率……”
      从克莱瑞的文章来说,泄密十分严重。它表明联储行对升息政策的支持超出预想,从而发出了有可能即将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信号。
      格林斯潘主席非常恼火。此事有可能属有意而为,目的是对下一次会议的结果施加影响,这使他更为焦虑。第二天,格林斯潘主席通知理事会,他已请总检查官进行调查,他将挖出泄密事件的责任人。
      这真是糟糕透了。但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9月25日,约翰・克鲁德尔在《纽约邮报》上发表了题为《这会不会是联储的“告密者”?》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张我的照片!克鲁德尔暗示,“调查人员开始将劳伦斯・梅耶作为头号嫌疑人进行调查……”
      泄密在联储是一重大事件。联邦调查局和理事会的总检查官都开始进行调查。两方面都希望见我。我决定去见律师。
      然而,理事会的总法律顾问认为我并不需要律师。他说,放松下来,让事情自然平息下去。他还建议我去见格林斯潘主席并征求他的意见。我如此照办。格林斯潘主席说他充分相信我。他说不要理会这一报道,做你自己的事。我正是这样做的。
      据我所知,消息泄露的来源从未被披露过,但也有可能最终查出了来源,并且格林斯潘主席直接私下对此进行了处理。
      虽然升息的压力在1996年9月和10月不断积聚,但是到11月这一压力有所减缓。其原因并不是经济出现了任何疲软迹象,而是工作人员在11月份的会议上宣布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预测值从5.75%调低至5.6%。
      然而,到1997年1月,数据清晰地表明经济并没有下降到趋势水平,反而仍在不断滚滚向前。
      到1997年3月,新出现的数据更为明显地反映出经济的强劲增长。消费者支出、工厂订单、住房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的经济方面都向上攀高。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收紧银根的要求变得更加紧迫,其中包括那些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成员。
      在1997年3月27日的会议上,格林斯潘主席说:“十分明显,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点……正如科恩所说,……我们此时不得不采取行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通货膨胀已停止下降……但必须使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他最后说,今天我们需要将利率调升25个基点。
      经过投票后,我们在下午2点15分公布了声明。最终我们上调了利率,真正点燃了大火。
      首次升息几乎总会引起争议,如果属于预先采取行动就更是如此。这次升息,给投资者带来的冲击不是因为利率的小幅提升可能威胁经济增长,而是担心这只是一系列紧缩行动的开始。�
      这一可能绝对使一些人感到惊慌,其中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因为我公开为三月份的升息行动辩护,并因很可能支持进一步加息而受到普遍关注。我再一次成为避雷针。
      
      (摘自《联储岁月――我所了解的美联储》一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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