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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赓:为妻子“守寡”三年:十大元帅谁最坏

    时间:2019-02-06 05:35:25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陈知非是陈赓与王根英唯一的儿子,王根英在1939年牺牲。陈知非听说父母1927年结为夫妻,听说他们异常恩爱,听说1933年他们在上海相继被捕。陈知非对于父母的印象几乎空白,基本上都来自别人的讲述。
      
      “见他的时候,我心里紧张”
      
      记者: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老革命家的孩子在幼年时期由父母亲自带大的实在不是很多,您的童年好像都是与外婆在一起,您和父母接触的机会很少吧?
      陈知非:是啊。我的名字都是我祖父给起的,我是1929年出生的。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和外婆在一起,记事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父亲母亲是什么样子。我与母亲合影是两岁多,但是我这个人记事晚啊,我父亲母亲什么样子都是我的姥姥告诉我的。
      记者:所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都希望能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可是您的父母却因为革命工作,只能把您托付给您的姥姥。孩子总会对自己的父母产生思念之情,那姥姥是怎么向您描述父母的?
      陈知非:她告诉我说,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官。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别去向外人说。从小我就知道我父亲母亲都是共产党里头的。在我小的时候总是听我外婆给我讲我妈在上海闹罢工的事情,说我妈净闯祸。把那个枪搬到自己的家里来,步枪,搞什么起义嘛。她把枪放到我们家桌子底下,我那个大舅舅吓得要死。他给我讲我妈罢工,我舅妈也知道,我舅妈也是纱厂的工人。说外国汽车要撞她(我母亲),她站着不走,结果那个汽车就停了。
      记者:您小时候和您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在您的记忆中,您对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时间?
      陈知非:我印象清楚的就是我妈在南京坐牢。她常常给家里写信来,还给我绣了一个枕头,有时候还给我寄来小孩玩的东西。我母亲在监狱里待了9年,经常给我寄枕头、布娃娃之类的东西。我妈出狱以后就根本没到上海来,直接去延安了。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攻打上海。我和姥姥就在法租界里待了好几个月,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回去的时候家里房子都烧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没办法,我们就搭了一间小房子住在里面。姥姥老是哭啊,在那个被火烧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哭了好几天。
      记者:后来随着国内形势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您父亲也有条件把您带到身边,父子团聚。他是怎么找到您的?知道自己就要见到父亲,您的心情是不是很激动?
      陈知非:那时候上海有地下党,我父亲派人到上海来打听我的下落。那是1946年,我父亲派人来打听,说要把我接到解放区去。那时候我们没事干,我在家里生活也不好,我吃得多,我舅妈就瞪眼。
      我走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谈判。我上路的时候很高兴,心里想总算能够离开上海,可以到外面去看看了。我在苏北上船,碰到游击队员,不穿军装的。我当时对枪比较感兴趣,这可能是遗传。然后到山东,曲阜解放了,进曲阜去看,全是石头碑。当时吃饭倒不发愁,斗地主也见到了不少新鲜事,一路上经过了曲阜、泗水、灵岩等许多地方。那时候没有车,就开个路条,到这个县政府。县政府一看我们行动不方便,就让我们住下。第二天他们派人送我们走,有时候骑骡子、骑马,有时候坐牛车。过封锁线的时候,就由山东民兵保护我们,有20多个民兵,我以为封锁线多厉害,结果过了以后,我问他们过了没有,他们说早就过了。
      记者:大家都知道山东是老解放区,老革命、老八路特别多,您父亲当时已经是赫赫有名的虎将,您路过山东时,有没有遇到认识他的人?
      陈知非:当时比较有意思的是山东有好多人认识他。在山东有个人说,你父亲脾气特坏;还有个女同志说你父亲很英俊,长得很漂亮。但是我听我外婆讲,我父亲是穿长袍戴礼帽,很讲究的,也告诉我他戴眼镜,结果到解放区一看,他穿着八路军的衣服,根本不是我姥姥说的样子。说到心情,就是紧张。我小时候听我外婆说,你父亲把你扔到上海,没良心,儿子也不要,所以给我印象不好。所以见他的时候,我心里紧张,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我很厉害。
      
      “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
      
      “晚上的时候我父亲跟我一起睡,我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他问我这个话,我现在想,他可能是想因为以前把我扔在上海,跟他没有感情了,死了以后不会哭。”
      ――陈知非
      
      记者:有句老话说“知子莫若父”,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父子之间的这种极其深厚的感情的体现。十几年没有见面,您和父亲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情景?
      陈知非:傍晚的时候,傅涯带着我们来了,大家早就在村外迎接我们了,很多人,有人说这是你父亲,我一看,跟想象的不一样。我父亲一看见我,马上抱我:“看你长这么大了,长得跟你妈似的,头发也像你妈。”摸我背,摸我头。回去的时候,他搂着我,一路上搂着走的。我当时觉得我父亲还可以,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大的脾气。晚上的时候我父亲跟我一起睡,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他问我这个话,我现在想,他可能是想因为以前把我扔在上海,跟他没有感情了,死了以后不会哭。
      记者:离别多年的儿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您父亲一定非常欢喜,终于可以尽父亲的一份责任了。
      陈知非:找到父亲,我觉得他对我的关心真的是无微不至的。晚上睡觉,他一会儿给我盖被子,一会儿给我盖毯子,我过去没碰到这种事。我们睡在一张炕上,他晚上不断地给我盖被子,我感觉到他是爱我的,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小时候哪有人老给我盖被子这样的事。
      记者:您的母亲曾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8年任一二九师后勤部指导员。她和您的父亲聚少离多,1939年1月他们最后一次相聚,分手时,父亲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根英已经流泪了。
      陈知非: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我父亲大病了一场,没日没夜地高烧,昏迷了半个多月。他嘴里常常喊道:“王根英!王根英!”他发誓要永远铭记我妈妈,并至少要为她守节三年。我妈很早就在山东牺牲了,所以我父亲晚上经常给我讲我妈的事情。他说,你妈傻乎乎的,看到延安的山,说那么高的山,没有电梯怎么上得去。他很爱我妈,听说我妈牺牲的时候,他把电话机都砸了。我父亲脾气不好,特别暴躁。他一不高兴,别人就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找不着他了,说陈赓去哪儿了?一找呢,他在一棵树底下发呆呢。听陈锡联(开国上将,陈赓好友)讲,我父亲在日记上写“今天是我最惨痛的一天”。别人讲,说他决定“守寡”三年……
      记者:可以看得出您父亲很爱您母亲,当初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陈知非:这些都是傅涯老太太讲的。他们以前就认识,我父亲在上海夜校讲课,我母亲去听,他们就认识了。
      在武汉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父亲写了个条,让人传到我母亲那里,就是向她求爱的这么个纸条。但是我母亲不理他,把他写的条子用唾沫贴到墙上,写了两三张条子,都被我母亲贴到墙上去。我父亲说,谁能帮我说服王根英,让她跟我结婚,我给他磕三个响头。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帮助他,说服了我母亲。可能他们比较对脾气吧。
      
      “孩子王”怕孩子哭
      
      陈赓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他对别的孩子也倾注了很多的爱。传说陈赓有“三怕”:国民党里怕廖仲恺,共产党里怕彭德怀,再一个就是怕小孩哭。他特别怕小孩哭,孩子一哭他就受不了。
      
      记者:陈赓将军敢爱敢恨、敢做敢言,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在他的战友里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父亲最怕看见小孩子哭,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怎么会害怕孩子哭呢?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陈知建:我父亲可以说是一个孩子王,身边所有孩子都喜欢他,但是这孩子不能哭,一哭他就躲到老远。这是因为在长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过草地,他发现一个小红军摇摇晃晃在前面走,就下来问怎么回事。问他还有没有粮食,那个小红军本来已经饿得不行了,但还逞能,说我有粮食,让他骑马他不骑,干粮袋里鼓鼓的。我父亲一想有粮食就算了,就走了,刚一走就觉得上当了,回来一看小红军死了。他在那儿哭了一场,扇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说,陈赓你上当了。打开干粮袋一看是个牛的膝盖骨,根本没有粮食。从那以后我父亲就特别怕小孩哭,孩子一哭他就受不了了。在我们家也是,孩子一哭,他就先躲一边去了,他受不了。他是真怕小孩哭,我弟弟生病要打针,就在那儿哭,父亲说你们先别打,然后把一道道门关上了,说,打吧。他不愿意听孩子哭,我们也了解,所以只要我们哭了闹了,一般目的都能达到。他最喜欢孩子,在我们家住过的孩子有十几个吧。
      记者:他这么喜欢孩子,那孩子们是不是都不怕他?
      陈知建:说起我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我们是又爱又怕。他发起脾气来是雷霆万钧之势,拍起桌子来,铜墨盒都蹦起来。但是你对了他的脾气,像不能说假话啦,不能偷东西啦,反正他那几根弦不能拨,其他淘点气没事。有一次我试了一下,忘了是犯了什么事了,他就骂“王八蛋”,我灵机一动说,骂得好,他就在那苦笑,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你骂我王八蛋,我承认就是了,后来他哈哈大笑。他说王震那儿子在延安的时候,王震骂他儿子说,你这个孬种,他儿子说,我这个种就孬,我爸反过来就又说了个笑话。只要不拨他那几根弦,他绝对是慈父。
      记者:人们喜欢称您父亲为“乐天派将军”,他的乐观开朗甚至玩笑和恶作剧,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非常可贵,是同事和战友们精神的安慰,他好搞恶作剧在军里是出了名的。
      陈知建:的确是这样,我父亲的性格非常开朗乐观,也喜欢和身边的好朋友开玩笑。在黄埔时期,我父亲看恽代英老不睡觉,就趁他睡着的时候,拿墨汁把恽代英的眼镜片给染黑了,他一睁眼,噢,天还没亮,又接着睡,这样就能让恽代英多睡一会儿。
      还有一次,是在实行军衔制之前。军委会上,研究新的军装,有的人提出来要体现民族特色,我父亲反对这个意见,他说整个军衔制都是跟外国人学的,搞什么民族特色。最后他捣起乱了:“哎,我提个建议,咱们一边插上四面护背大旗,头上再戴上两根雉尾翎。”大家哄堂大笑,据说把叶帅笑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说陈赓你这家伙,亏你想得出来。
      还有是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比赛种西瓜。他种的西瓜个头小,结果头天晚上我父亲就到医院偷葡萄糖,给西瓜注射。第二天,一比赛,他赢了。他说我西瓜个小但是吃着可甜呢。他的西瓜里注射了葡萄糖能不甜吗?
      
      打仗的目的是消灭战争
      
      尽管会对孩子的哭手足无措,尽管在日常生活中爱搞恶作剧,但是作为一名军人,战争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从著名的黄埔军校毕业,到成长为一个世界闻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共产党将领,他经历了无数的战争。但是陈赓打仗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消灭战争。
      
      记者:“携杖登高观阵地,万里山拥万里云。义兵壮气吞牛斗,誓灭豺狼侵略军。”这是陈赓将军的挚友,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赠给您父亲的诗,您父亲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战争中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您怎么看待作为军人的父亲呢?
      陈知建:有些人打仗是以杀人为快,我父亲可不是。每一次作战,他看到尸体多了以后,心情都非常沉重。上党战役的时候,父亲的指挥所转移,要经过刚打完仗的战场,老参谋就说,哎呀,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尸体,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其中有个参谋看了很高兴,说战果很大,就踢了敌人尸体一脚。结果没想到我父亲勃然大怒,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他都死了嘛,已经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惩罚,你干吗还踢人家的尸体。他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真正作战的目的,真正能打善战的将军,作战的目的就是消灭战争!
      记者:你们家是军人世家,您父亲的祖父是湘军著名将领,曾跟随曾国藩征战南北,而您父亲14岁只身投奔湘军,从一名小兵逐渐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您现在也是一名老兵了,您选择当兵是不是也受了父亲的影响?
      陈知建:从我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就可以看出他的军人情结,全部都是当兵的,我儿子也是当兵的,这样我们家已经是四代行伍了,这就是他的情结。有一次我带我们十四军的英模报告团到北京来作报告。当时记者协会联合起来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就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问你们是不是穷兵黩武,跟越南打仗,你们是什么目的?我们另外一个副师长答得很好,他说昨天我到范曾那儿,要他送给我们一幅画。范曾问画些什么内容,我就给他提要求了,你就给我们画一幅田园诗般的美妙景象,农民在种地,工人在做工,妇女在给孩子喂奶。范曾就很奇怪,为什么要画这个。我们那个副师长说这就是我们作战的目的,以后到我们作战最艰苦最吃不住劲的时候,看看这幅画,不就有动力了吗?不就有精神了吗?我们那个副师长回答得很巧妙,我觉得代表了我们从军的目的。
      在我们家参军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没想过别的,我那个儿子从来没想过上什么地方大学,就是上军事院校。
      记者:您现在也是军人,您能从军人的角度说说陈赓将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风格吗?他经历的战争沧桑对他性格的形成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
      陈知建:比如在山西,我父亲消灭了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一师,当时也叫第一旅,整编师当时也叫旅。胡宗南的那个旅号称“天下第一旅”,我父亲把它消灭以后,胡宗南还打电话来问,他接电话说:“对不起啊,你这个旅已经被我整个地消灭了。”美国大使卡尔逊称赞父亲率领的三八六旅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旅。
      还有个例子:神头之战,就是现在山西朔州。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他要在那里打一次伏击战,而且指定在朔州这个地方。那儿有个村子叫神头村,当时是在地图上选了这么个地方,神头村从地图上看两边是大山,中间是一条公路,这么个地形,很适合打伏击战,打日本人。后来父亲问谁去那儿勘查过。结果大家傻眼了,谁也没去过。我父亲就说走,一起去看一看。到现场一看傻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山沟,但山沟里边又突出一个山梁子,公路在山梁子顶上。大家看了觉得没法伏击,我父亲说看公路两边二三十米的地方,一边有一条国民党修的旧战壕。他看了看那个长度,估计能埋伏一个团,然后回来开会,讲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打伏击的,大部队在后面,就按这样的部署。这样日本人来了,他们就往两边高处看,就没往脚底下看,没看沟里。日本人先派尖兵来侦察,结果撒尿都尿到我们士兵的头上,就那么近!最后战斗发起以后,八路军突然从他们面前出现,歼敌1500人。那在抗日战场是很厉害了,后来打得日本人在坦克车上贴标语:“专打三八六旅”,日本人也说这是共产党最典型的游击战。当时咱们是一个旅加一个团,共四个团打了1500人,等于四个团打他一个团。
      记者:1947年夏,鉴于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决定调陈赓将军纵队西渡黄河,配合彭总司令的部队进行陕甘宁边区保卫战,保卫党中央。他认为党中央让他率部西渡黄河是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进攻,毛泽东激动地说:“好!好!你真不愧是陈赓,我知道你肚子里有绝招的。”可见毛主席对陈赓将军的评价是相当高的,那您父亲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陈知建:他从来不以胜利者自居。重庆解放以后,我父亲到白公馆去看望国民党战犯。那些战犯好多是他黄埔军校的同学,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准备被我父亲教训一顿。这些人是他战场上的手下败将,我父亲是个胜利者。没想到我父亲却请他们吃饭,只叙友情,不谈战争,最后还留下一句话,以后解放台湾还靠你们的工作。他们大出意料之外:陈赓没有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最后还让我们为解放台湾出把力。总理见这些国民党战败将领,我父亲作陪,全过程父亲没有说一句盛气凌人的话,从总理到陈赓都没有一句盛气凌人的话。
      简单说,他就是个千面人。他到各种场合,就以不同的形象出现,有时候是工人,有时候是个商人,有时候又是个学生,什么样的形象都有。人家都认识他,那些巡捕房里的巡捕都是外国人,他的英文好,跟人家讲英文,他们都知道有个陈赓要抓,却不知道陈赓就在自己身边。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被逮捕以后蒋介石亲自劝降。当时把他押到南昌,国民党让他换衣服、洗脸、刮胡子,他不干,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样是你们造成的,然后我父亲蓬头垢面地就去了。到了南昌,国民党先把他安排在客厅里,然后蒋介石出来就先叫板,陈赓在哪里啊,陈赓在哪里啊。蒋介石的意思是想叫他起来迎接,他就拿张报纸盖着脸装睡觉。
      
      “天下无敌怎么会死在心脏病上呢”
      
      “就是一个不相信,天下无敌怎么会死在心脏病上呢?就是不相信,连我小弟弟都不相信,死了都不相信。我真正相信是父亲被送到火葬场。真的要推进去烧了,这才明白过来,没有父亲了。”
      ――陈知建
      
      记者:我们知道陈赓将军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在此之前常年作战的时候他有这个病吗?父亲去世的时候您有多大?听说您当时还不相信心脏病会夺去了他的生命。直到您来到了父亲的遗体前也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陈知建:父亲去世的时候,我16岁还不到。在他去世之前,他已经病了有三年了,中间发作了三次。父亲的去世,对我们小孩来说,根本不能相信这个事实。这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怎么会让心脏病夺去他的生命,我们都不相信。父亲是在上海去世的,我当时是怎么也不相信。父亲去世时,上级把我从北京接到上海去,在飞机上我还跟人家说笑话,今天亏得你把我叫出来,要不然该考试了,躲过一劫。我心里根本不相信。我没能和父亲见最后一面,我到父亲身边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我是中午到的,我父亲早上就去世了。3月17号是他的生日,父亲是1961年3月16号去世的,他的生日是阴历二月初一,那一年二月初一是3月17号。
      记者:在中国,一个家庭中,父亲往往扮演着家庭的核心、顶梁柱的角色,他承担着支撑起一个家的重担。当您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陈知建:我当时没有感觉,一片空白,人都懵了,就剩下哭了,就是一个不相信。心里想,这个人天下无敌怎么会死在心脏病上呢?就是不相信,连我小弟弟都不相信,死了都不相信。我真正相信是父亲被送到火葬场。真的要推进去烧了,这才明白过来,我们没有父亲了。父亲遇到过那么多强敌,法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没能把他怎么样,怎么心脏病把他制死了呢?真不相信啊……
      记者:陈赓将军是一个乐天派,平时喜欢和战友朋友们开玩笑,他和他的战友、上级领导、下属的关系都非常好。当他的战友们听到陈赓将军去世的消息是不是也非常悲痛?
      陈知建:父亲的战友们哭得哟,真让我们吃了一惊,他们比我们哭得还厉害呢,都是号啕大哭。据说李克农也是这样,从父亲去世那天起再也不说话了,第二年就去世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李克农很少说话,他们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时结下的友谊。父亲去世后,宋庆龄还写了一封信,说我这几天总是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怎么好人这么早、这么年轻就去了。
      父亲刚去世时,中央一开始不敢告诉宋庆龄。怕她过来看父亲,怕刺激她。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把收音机做了点手脚,让她那天听不到收音机,等我父亲的骨灰送到北京以后,才告诉她。然后宋庆龄写了一封信给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说为什么好人都早死,还说陈赓无论哪一方面都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最近我们才知道,这封信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
      记者:陈赓将军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是“黄埔三杰”之一,而周总理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又在上海一起进行地下工作,周总理更是陈赓将军的直接领导,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听说陈赓将军去世后,周总理专门从外地赶回来参加追悼会了。
      陈知建:当时总理说必须等我回来才能开追悼会,总理当时在广州开会,下飞机回来,哪儿都没去,直奔中山堂,当时是在中山堂举行吊唁活动。
      
      黄埔三杰
      
      中国军事史上有许多将领都是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而陈赓在黄埔军校是比较出名的人物,是“黄埔三杰”之一,和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私交甚好,更是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记者:在许多黄埔军校毕业的人中都有一个说法,就是黄埔军校有三杰:蒋先云、贺衷寒、陈赓。“黄埔三杰”的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呢?有什么背景故事吗?
      陈知进:“黄埔三杰”不是很确切的说法,但这三个人确实是蒋介石最喜欢的。他们黄埔同学中流传着一句话,叫“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大革命中在第二次东征的时候,蒋介石打惠州把一个师派出去了,指挥所没人,而这个师是个杂牌军,不禁打,败下来了,怎么堵也堵不住。我父亲是个连长,蒋介石就任命我父亲当代理师长,重新组织再上去打,但是兵败如山倒,陈炯明的部队就要打过来了。我父亲对蒋介石说,赶紧转移吧,不转移就要被抓了,结果蒋介石在那儿又哭又闹,他说,这样回去就无颜见江东父老了,我要共存亡什么的。我父亲说你,还是赶紧走吧,于是我父亲背起他来就跑,跑了20里地,渡了一条河。
      后来,我父亲给蒋介石收拾桌子,发现蒋介石的一个花名册,所有共产党员下面他都画个圈,一个红圈。那时候蒋介石要准备“清党”了,他在每一个共产党员下面都画了个圈,下面还有一句话。我父亲名字下面的话是“我印象中好像此人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在共产党员后面画了一个问号,“不可带兵”。蒋介石原来在我父亲的评语中写的是:“此人貌似文弱,但是生性坚强,可以带兵。”原来是可以带兵,现在180度大转变。原来写的评语,是父亲救蒋介石之前写的。当时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会给每一个毕业生写一个评语,评语都贴在墙上,这是后来几期的学生看到的。
      记者:早期黄埔军校是培养中国革命人才的摇篮,那些在各自家乡都算精英的青年为着理想荟萃于此,他们一同成长,又因坚持不同的主张而最终分道扬镳。中国现代历史最大的两股政治力量的分裂,首先撕开的就是这些黄埔学生,从此赋予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南昌起义以后,很多黄埔军校的同学校友就从校园里共同学习进步,变成了战场上的持戈相向。
      陈知进:对。在共产党里的黄埔一期有左权、徐向前等很多人。左权是我父亲介绍入党的。国民党的黄埔毕业生就很多了,像宋希濂、杜聿明、胡宗南,这些都是黄埔一期的。胡宗南当时跟他(陈赓)私交很好,虽然两人的政治观点不同,但是个人关系还是比较好的。
      黄埔的同学,后来走到对立,在他们的身上显示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历程。后来这些人从短兵相接的战斗,到后来长征、解放战争,变成集团的对阵,后来又继续分化。在解放战争里,他们一提起来对面打的是我父亲,都还讲陈大哥怎么样怎么样,在他们内部还是称我父亲为陈大哥。革命胜利以后,忘了是哪一位国民党将领了,被俘虏了以后,开始还很傲慢,后来要求见我父亲。我父亲来了,他“啪”一个立正,说:“大哥来了,你们打得不正规。”我父亲说:“什么叫正规?”我父亲教育了他半天:“蒋介石弄得民不聊生是正规吗?兵不厌诈,有什么不正规?”最后把他说得哑口无言。
      记者:1932年,陈赓将军因为负重伤秘密到上海就医。后来,您父亲在上海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捕。陈赓将军从被捕到被释放非常有传奇色彩,这中间是不是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陈知进:他是在上海的租界被捕的,一开始是被关在英国巡捕房。那些巡捕都认识他的,父亲以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跟那些巡捕混得很熟。人家都知道他是王庸王先生,不知道他是陈赓,那些巡捕甚至还曾经和他在一起讨论过怎么抓陈赓,现在一看居然他就是陈赓!
      后来引渡到上海警备区,国民党这边,就押到南京,蒋介石正在南昌“围剿”中央苏区呢,行营设到南昌的科仪馆。得知陈赓被捕,宋庆龄写了一封告全国人民书。他的黄埔同学也去蒋介石那儿求情,所以蒋介石不能轻易把他处理掉,就把我父亲押到南昌亲自劝降。蒋介石劝降的时候,许他一个师长,说你过来,马上给你一个师长干。蒋介石还说一个军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记者:据说您父亲把蒋介石臭骂一通,他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介石迫于舆论和道义上的压力,也奈何不了他,您父亲是怎样脱身的?
      陈知进:我父亲被释放是一段比较复杂的过程。首先蒋介石不敢杀他,怕杀了他影响面太大。因为我父亲救过他的命,杀了陈赓,人们会说他蒋介石忘恩负义;而且父亲在黄埔军人里,在国共两边影响都很大,所以蒋介石希望借父亲影响红军里的黄埔同学。有人说,陈赓在国共两党都吃得开,还是比较形象的。
      到最后,对我父亲的关押就变成了软禁了,当时再加上党组织的营救,我父亲才被成功地营救出来。没有蒋介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可能从蒋介石的堡垒里营救出来,但是地下党确实进行了营救。虽然父亲逃出来的方法有好多版本,什么装在箱子里的,用绳子爬下来的,有很多说法,但是他确实是共产党营救的。
      记者: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您父亲都称得上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充满惊险的坎坷经历,惊心动魄的敌后工作,对许多人来说充满了英雄色彩,您怎么看父亲的戎马一生呢?
      陈知进:我父亲把所有的精力,把他的生命都贡献给了党和中国的革命。他是积劳成疾。1922年参加游行,几次负伤。解放后他一直在打仗,一开始先上越南打,1950年到越南,1951年去朝鲜,1952年建哈军工,在哈军工步入正轨以后,他又到总参。他是1957年在家里病倒的,当时父亲跟人谈完话以后,突发心脏病。幸亏我弟弟发现了,他才三四岁,还不懂事,他说爸爸怎么哭了,爸爸别哭,我去叫人。弟弟就到院子里叫人,这才救了父亲的命。
      当时中央有个文件说中将以上写回忆录,但是开始没告诉他,担心他的身体无法承受。后来他知道这个文件后说,哎呀,没想到我生病了还能为党工作,所以他就开始写回忆录。他一生就没有停下过,即使生病了也还写回忆录。他自己说的嘛,机器一开动,就停不下来,刹不住车了。
      
      1961年3月16日,年仅58岁的陈赓因病逝世。说到陈赓的离去,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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