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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相伯:复我教育之旦|马相伯的丑陋处

    时间:2019-01-09 05:27:21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马相伯:复我教育之旦   伯 明   马相伯,江苏丹阳人,耶稣会神学博士,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   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这就是马相伯的个人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马相伯逝世。   百年间,他从容游走,留下一所享誉中外的复旦大学和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求学救吾国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枪炮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拉开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序幕。就在这一年的3月17日(清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马相伯诞生于江苏丹徒。在隆隆炮火声中,马相伯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和灾难,从此他的一生就与救国救民息息相关、如影随形了。   马相伯世代书香门第,到他父亲松岩,兼有亦医(儒医)亦商身份,家道还算殷实。由于父母信奉天主教,马相伯生下不久便接受洗礼,教名“若瑟”。幼年启蒙时,先读天主教经典,后习儒家典籍。12岁时,他只身来到上海,经友人介绍,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的依纳爵公学(1927年改名徐汇公学,即今徐汇中学)。由于他资质聪慧,刻苦勤奋,尤对自然科学、外语有浓厚兴趣,先后学习法文、拉丁文等外文,受到意大利籍校长晁德莅的青睐。1862年,马相伯入耶稣会创办的初学院,研修中国文学、哲学、神学。1871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并加入耶稣会,授职司铎(即神父)。其间,奉耶稣会之命,他到苏皖各地传道,适逢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所到触目之处皆是“黄茅白骨”、“一望平芜”。   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8月,马相伯毁家助学,将祖遗家产松江、青浦良田三千亩,上海英、法两租界地基8处(时值银十余万两),现金四万元,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斧资所不及”,马相伯当时认为:“个人之建设,势不能久,故托耶稣会团体,以期长久”。不料,耶稣会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并不办学。   此后,在他担任依纳爵公学校长期间,又发生多起教会干涉他学术研究自由之事,遂决心退出耶稣会,投身于社会改革洪流中。   37岁时他飘洋过海游历考察了欧美日本等国,给清廷提出过不少“富国强民”的建议,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这使他的满腔救国热忱一时为之灰冷,遂于62岁时退隐沪西土山湾。   坎坷创复旦   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面对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惨痛,马相伯终于警醒清王朝已末日将至。其时,从北京归来年近花甲的他,隐居在徐家汇土山湾,面对风雨飘摇的祖国大好河山,思想着自己大半生的奔走徒劳无功心中增加了无限伤感。   马在退隐之后,不甘心就此罢休,因此转而想从“启发民知,教育救国”的道路来进行奋斗。   他积极思考欧美强大和中国孱弱的原因,结合当年游历欧美参观几所大学的观感,他恍然而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豁然开朗的他决心在中国兴办新型教育,培养救国救民人才。   其时,马相伯居住徐家汇土山湾,与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距离很近,蔡遂每天去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其后,蔡又陆续介绍一批学生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并组成爱国译社。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专制压迫,两百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退学,请求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乃请马相伯出面办学,他欣然允诺并创办学院,定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   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知道震旦成立的消息,十分高兴,著文说:“吾闻上海有震旦学院之设,吾喜欲狂。吾祝震旦学院万岁。”   1903年3月1日,震旦学院开学,学生达10H0余人。除邻近各省以外,远在云、川、陕、晋各省亦有人前来就学。震旦学院建立以后,学科由文理两科逐渐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科,学生人数由24人迅速增长至145人。著名革命党人马君武、刘成禺、邵力之等人均为学生。马相伯从阅报中得知:青年举人于右任,作诗讽刺西太后,被通缉逃亡沪上,便派人招其入学,虑其经济困难,特免除学膳等一切费用。先生对于右任说:“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由此可见先生庇护革命青年的赤忱。但是,他又在院章中规定:“教师上课,不谈宗教;学生在院,不谈政治”,要学生专心学业。   震旦学院与爱国译社同时建立,内部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其不同者,爱国学社创言政治,以推翻封建统治为目标;震旦学院重视学术,以培养翻译人才为宗旨。不久,爱国学社因《苏报》案牵连,自动解散,其学生多转学震旦,因此,震旦学院的学生多具有民主思想,故震旦学院是从封建统治中脱颖而出的新型学校。   建校以后,马相伯自任监院(校长),宣布办学三条宗旨: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在校务管理上,实行学生自治;在教学方法上,兴“学生自由研究之风”,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倡导启发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把外国语列为必修课,以西方名著作为课本,着重培养译学人才。   在震旦学院走上正规,办学卓有成效时,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些人。对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取得卓著成绩,百般仇视。他们以想阴谋夺取学校领导权,改变学校性质,他们先是不派教士上课,进行要挟;其次是反对学校开设英语课程;最后又命令马相伯去医院养病,由法国神父南从周掌握学院全权。这样,震旦学院这所刚从封建枷锁中挣脱出来的新型爱国民主学校,又面临着被法国帝国主义篡夺的危险。   由于马相伯先生是天主教徒,不可能直接与教会争执,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学生退学,当时132名学生,有130名签名退学,学生纷纷携带行李物品离开学校,先生也住进了医院,一所声誉日著的震旦学院就此停办。   震旦学院散学以后,不数日即由沪学会推马相伯先生为会长,并召集离校学生,商议复校办法。当时租定爱义路(即今北京西路)某宅为临时联络点,学生遂将震旦学院校名牌及所添的校具、图书、标本等物品暂存在这里。其时,马相伯与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周馥的关系很好,便申请周馥支持震旦复校。周馥即奏准拨发一万两银子为学校开办经费;拨交吴淞官地七十亩为建校地址;并暂借吴凇提镇行辕为临时校址。   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对劫夺震旦学院的失败很不甘心,便决定破坏震旦复校。他们利用马相伯捐献的家产,盗用震旦学院的名称,于5月份向《时报》洽登广告,宣称徐家汇震旦学院定期招生开学。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做法,性质极为恶劣。当时《时报》馆负责人狄葆贤是马相伯聘用的 校董之一,只能同时登报,说明事实真相。   因此,1905年5月27日的上海《时报》第一版上同时刊出了两则广告:一则是徐家汇天主堂刊登的《徐家汇震旦学院》广告,他们将徐家汇天主堂假冒为震旦学院的创始人,夺取校名。另一则广告为《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告白》,声明“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新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毫无关系”;“现暂借吴淞提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更名复旦者,隐含恢复震旦之情,又具复兴中华之意,这是迫不得已而又寓意深远的命名。   复校后,复旦公学声名远播,莘莘学子不计远近、不辞劳苦前来报考,第一批人数骤增至500人。经严格筛选,当面口试,最终录取学生50名。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正式在吴淞开学,新老学生共160名。复旦创办之初,各种条件均极简陋,然修茸既竣的昊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已初具规模。其时,马相伯已然66岁高龄,除延聘名师授课外,仍自告奋勇,担任法文教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避战火,马又带着师生避居无锡。上海光复后,即将学校搬回,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支持下。借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继续开学上课。直到接受教育部长蔡元培的邀请北上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时才辞去了复旦校长之职。   “我想把中国叫醒!”   1912年8月,马相伯赴京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14年以后,他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其间,马相伯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他与英敛之上书罗马教皇,建议在中国创办大学,并赞助英敛之在北京香山创办辅仁学社(辅仁大学前身)。   1915年7月,马相伯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当时,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马相伯以信仰自由为原则,断然加以反对,并著文猛烈抨击袁世凯复辟称帝之举,称“百复辟,百自亡”。1919年,马相伯已80高龄,“厌闻时事”,虽挂有许多虚名,但主要居家整理旧稿,从事译作,唯对宗教和教育事业仍很关心。当时,马相伯十分忧心祖国的教育事业,不仅捐献了全部家产,而且将自己历年所积薪金一万元,捐献给启明女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2岁高龄的马相伯深感国难深重,不顾体衰病多,发表演说,书写文章,呼吁人民自救,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被尊为“爱国老人”。   1939年4月,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褒奖”令,中共中央发来电贺并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   如果仅有一所复旦,马相伯或许不会作为一种象征,赫然出现在中国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还在于他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   当时,日军大肆深入我国土,马的学生于右任等,考虑留居在桂林的马老先生的安全,请他转移去昆明休养,在途经谅山时病重,因此滞留。一路上,每逢车停歇宿,马总要问左右:“现在何方?”病留谅山时,他又问左右,当他听说是谅山时,着急地说:“快让我走,这不是我们的国土,我要回国!”后来,只好在他一觉醒来时骗他说:“现在我们巳抵云贵交界处了。”他才稍安。   马老对前来探望他的人,第一句总问:“现在我们打到哪里了?”“这小子(指蒋介石)会打仗吗?”他无时无刻都关心着前方的战局,关心着祖国的存亡。在他临终弥留之际,口中还一直含糊地吟着:“消息!消息!”据当时不离他左右的孙女马玉章说:“爷爷的声音愈来愈低……消息,消息?…后来变成耳语,我就失声痛哭了。”   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面对如此尊荣,马相伯却有些落寞。寿辰之后不久,一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这些“叫声”。10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相伯作“钢铁政策”演说,号召中华民族抗日自救。7月31日。在马相伯等人的努力下,救国会七君子终于被释放。8月6日,沈钧儒等七人去南京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并由沈钧儒题“唯公马首是瞻”六字以表示尊敬。   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先生在谅山病逝,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责任编辑/毛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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