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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桢,叫板蒋二代遭迫害]吴国桢 雅昌

    时间:2019-02-06 05:35:31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生卒年月:1903年10月21日―1984年6月6日 终年81岁   最高职务: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   ★吴国桢受李宗仁赏识步入政坛,又承宋子文、蒋介石知遇之恩,主政汉口、重庆与上海,小蒋“打虎”与之结怨,主政台湾省得罪了蒋二代,败走美国后发生了“吴国桢事件”,晚年在美国教书为生。
      
      与蒋经国作对被整
      
      赴台之初,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实际只是一个虚衔。吴国桢无官一身轻,就此安心养病。
      不久后,为了得到美国人的好感,获取美援,蒋介石决定重用一批美国朝野所赏识的人物主政,吴国桢是典型的亲美派,一向推崇资产阶级法制,素有“民主先生”之称。尤其是美国舆论界称他为“国民党里最好的一个官吏”,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张争取美援的最好王牌。加上吴国桢主持上海工作三年,颇有魄力与政绩,而蒋介石长期以来对吴国桢宠信有加,于是决定对吴国桢委以重任。
      1949年8月,吴国桢被任命为总裁办公室外交组副组长,负责对美活动。12月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从陈诚手中接过省主席一职,并兼任台湾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
      台湾省主席是仅次于国民党总裁、“总统”、“行政院长”的职位,吴国桢深知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尤其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初,政局不稳,经济混乱。吴国桢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的施政纲要。他大力起用台湾地方人士,着手地方自治和农业改革,力图将台湾建成“反攻大陆”的基地。
      吴国桢一心治理台湾省,对台湾“大局”似乎有些不识“时务”,尤其他受西方思想影响,对于东方式的传子接班这一套很是反感,加上在上海市长任上时与蒋经国的矛盾,使他不屑与蒋经国为伍。不仅如此,吴国桢依仗自己的美国背景,过分高估了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因此恃宠而骄,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不仅不听蒋经国调遣,更不予配合,甚至多次主动出击,与蒋经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如果吴国桢能顺应形势,对蒋介石的谈话做出明确服从的表示,将对蒋介石的忠诚扩大到蒋二代身上,对蒋经国采取合作态度,他与蒋经国便可暂时“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这对他在台湾的政治生命是大有裨益的。但吴国桢的态度让蒋介石感到失望,为了蒋二代能顺利接班,蒋介石将那么多大陆时期权贵清理掉,为蒋经国接班扫除障碍,岂能容许吴国桢与蒋经国作对?
      吴国桢任“省主席”后,与另一实力派重要人物陈诚也有颇多龃龉。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吴国桢感到“省、院”之间难以相处,认为陈诚对于当初将“省主席”一职交给他耿耿于怀,就想急流勇退,便上书蒋介石请辞“省主席”,后经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从中说合才同意留任。
      在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大有转变,重新确定扶蒋方针后,经过三年的美元输入,台湾的财政状况已开始好转;美国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无视国际法准则,公然派第七舰队长驻台湾海峡。此时,蒋介石在台湾“偏安”一隅的条件已经具备,吴国桢也失去了往日的价值。
      吴国桢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对他态度的转变,认识到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于是,再次向蒋介石提交了辞呈。蒋介石予以退还,吴国桢接着再次提交,蒋介石于是批给他一个月的病假,让他休息休息。吴国桢回信告诉蒋介石,称“自己将去日月潭养病,除非自己的辞呈获批,否则不会回来”。
      吴国桢提交辞呈后,宋美龄从美国赶回台湾,将吴国桢从日月潭召回,对吴做了几天工作无果,吴国桢决定重返日月潭。
      那是1952年的复活节,吴国桢夫妇起床后,到了开车时间,他的专职司机简火万忽然不见了,遍寻无着,不知去向。吴国桢只好临时改请“省府”汽车队的包姓司机开车,并随带一名汽车修理工上路。
      原来,简火万与“总统”官邸的特务们平时混得很熟,有个与简火万关系特别要好的特务私下告诉他,官邸要派人在途中“收拾”吴国桢,要简火万在途中留点神。而简火万既不忍亲眼见主人遭难,也不敢将此事泄露给吴国桢,又怕在途中发生意外时自己受连累,不得已只好借故避开,也希望以此引起主人的警惕和戒备。
      本来路上准备了三明治,中途是不停车的,偏巧那天途中吴夫人因胃痛,三明治难以下咽,只好停车到路旁吃午饭。
      吃完饭回到车旁,吴国桢看见司机与人交头接耳,神色有异,随即上前询问。包司机说,他在开车时感觉到转向有点困难,停车后立即检查,这才发现车子两只前轮的插销和螺丝帽都被人松动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走直路尚能勉强,若是走山路爬坡就危险了。如若不是吴夫人要停车,汽车开到前面的丘陵地带,稍一拐弯,轮胎必飞离车身,吴氏夫妇必将粉身碎骨了。
      “幸而吃这顿饭,否则送命了!”吴夫人后怕地说。而吴国桢猜到这是蒋经国所控制的特务们干的,但他不露声色,还关照包司机和修理工别声张此事。
      在日月潭住了一段时间,经过冷静思考,吴国桢感到有必要把这一蹊跷之事向蒋介石反映,请蒋介石彻查。无论如何他对蒋介石还是相信的,在大陆时期,没有人比蒋介石对他更信任了,20年的知遇之恩,没齿不忘。于是,他给蒋介石写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又请求见蒋介石,也得不到答复。他甚至发觉,自己打电话也有人窃听。
      直到这时,吴国桢才彻底警醒了,他日后在美国回忆这一时期的处境时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从此下定决心,请辞台湾省主席,并且计划远走高飞。蒋先生公开宣布,准我病假,其实,我哪来的病呢?”
      在吴国桢的坚持下,1953年4月,吴国桢的辞职报告经“行政院”第286次会议获得批准。接着,蒋介石任命俞鸿钧台湾省主席之职。4月16日,吴国桢参加了新旧主席的交接仪式。
      吴国桢暗中活动了美国的两个学术团体邀他去美国讲学,但上报蒋介石后被拒绝。吴国桢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连夜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将自己出走的原因告诉了蒋夫人,希望这位一直以来都非常赏识自己的蒋夫人能帮到自己。
      宋美龄看过吴国桢的信后,十分生气,说:“简直是法西斯专制!”她连夜找到蒋介石,把信摔到蒋介石面前:“瞧,这是你们办的好事!”蒋介石吓得脑门上汗水涔涔,最后只得同意吴国桢夫妇出国,但吴国桢年过八旬的老父和13岁的儿子却不准同行。
      
      颠沛美国讲学为生
      
      吴国桢夫妇到达美国后,暂居于美国北部伊利诺州的伊斯顿城。这是一座大学城,吴国桢想在这里谋一份教职。在这段日子里,因顾及留在台湾的老父、幼子的安全,吴国桢谨言慎行,虽多次被邀请演讲时事,却从未发表过半句不利于蒋氏父子的言论。
      “吴国桢事件”过后,吴国桢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结束了。吴国桢以演讲和笔耕为生,经常为《芝加哥论坛报》等报刊撰写评论,间或到美国南部各州去巡回讲演。
      晚年的吴国桢身在美国,心系大陆,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建设情况,由衷佩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两国交流日见增加,民间往来也逐渐频繁起来。吴国桢的南开中学同学杜建时(曾任国民党政府天津市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得知了吴的地址,写信与吴国桢联系,可吴的回信只有寥寥数语,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以后,祖国更加开放,日新月异的成就传到海外,吴国桢深受触动。1982年,他的女婿俞益元博士回国观光,回美后把祖国的新景象和政府的款待告诉给吴国桢,并带回亲朋盼他归国一游的嘱托。尤为重要的,他带回了一张当年吴国桢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看到照片,吴国桢感慨万千,他在1984年把这张照片寄给杜建时,流露出浓浓思乡之情。
      杜建时看到吴国桢的信和照片,向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汇报,邓颖超听到这个消息,决定让廖承志出面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吴国桢得到这一消息后连忙给杜建时写了回信,想先让他的儿子吴修广夫妇回国讲学,为他归国观光做准备。吴国桢的建议被采纳,杜建时在回信时附上了《邓小平文选》第一册。吴国桢阅读后,致信杜建时说:“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旋转乾坤之事。”“绝望之后忽现曙光……若能照此方针按步推进……不出二代,中华神州当可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富强康乐一国。”
      吴国桢夫妇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吴修广是经济学博士,任阿拉巴马州州立大学教授,其妻是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次子吴修潢亦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马凯大学。长女吴修蓉,婚配俞益元博士;次女吴修蕙,婚配厉鼎毅博士,他们均在美国完成了高等教育。长子吴修广夫妇由北京大学邀请,于1983年12月16日到达北京。在京讲学后还去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参观寻访当年父亲的旧踪。在上海,他们看到当年安福路的寓所保存完好,甚为感动。
      吴修广夫妇回到美国后,把所见所闻详述给吴国桢,这更加坚定了吴国桢回国的决心,于是定于1984年9月回国参加国庆35周年观礼。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届时动身。岂料,1984年6月6日,吴国桢突患心脏病,在萨凡纳去世,终年81岁。
      吴国桢逝世后,带着未了的归国之梦,被葬在晚年生活的乔治亚州的这座滨海小城。
      
      历史评说
      
      在蒋介石的亲信要员中,吴国桢以既非江浙帮又非“天子门生”的“出身”受蒋宠信20年之久,在局外人看来实属特例。
      吴国桢以毛遂自荐的方式踏入政坛,任汉口烟酒事务局局长时,上任九个月便创下烟酒税收90万元的佳绩;在江西榷运局整顿盐务时,吴国桢只工作了三个月就基本完成整顿,税收明显增加;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仅仅几个月,吴国桢便以其严谨干练高效的工作作风得到蒋介石赏识,奠定了飞黄腾达的仕途之路;任汉口市长时,吴国桢在防洪抢险上做出了斐然政绩;在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任上,都做了一些有利民生的工作,尤其在上海任上,对蒋经国的“币改”未雨绸缪,使上海百姓能够较为平稳地度过这一特殊时期。
      到台湾后,吴国桢能继续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升任台湾省主席,一方面由于他有主政上海重庆的经验;一方面由于吴国桢为典型的亲美派,一向推崇资产阶级法制,素有“民主先生”之称,尤其被美国舆论界称为“国民党里最好的一个官吏”。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张争取美援的最好王牌。加上蒋介石多年对吴国桢能力的赏识,吴国桢被委以重任也就势在必然了。
      然而,吴国桢一心治理台湾省,对台湾“大局”似乎有些不识“时务”,尤其他受西方思想影响,对于东方式的传子接班这一套很是反感。不仅如此,吴国桢依仗自己的美国背景,过分高估了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因此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在一系列问题上与蒋经国发生了冲突,导致后来受到蒋氏父子的排斥,甚至险遭暗害,而不得不辞职出国躲避,以致引发“吴国桢事件”。
      如果吴国桢能顺应形势,与蒋经国合作,将对蒋介石的忠诚扩大到蒋二代身上,为蒋氏政权传递保驾护航,其命运定当被改写。
      纵观吴国桢一生,他在中国现代史的各个阶段都占据着许多典型性的位置:五四前后,他就读于中国的两所名校:南开中学和清华学校。20世纪20年代他是留美运动的参加者,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30年代担任汉口――当时被誉为“中国的芝加哥”市长达6年之久。抗战期间,又先后任重庆――中国的战时首都市长和外交部政务次长。国共谈判时期,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随后的3年内战中,任上海市市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担任过台湾省主席。他与周恩来亦是少年时代的挚友,成年后竟由于信仰不同成为政治上的死敌。他曾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最后却因尖锐批评蒋的独裁专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他的一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发挥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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