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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徐志摩和郁达夫之间】郁达夫挽徐志摩对联

    时间:2019-02-14 05:25:03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梁实秋比徐志摩小6岁,比郁达夫小7岁。在这两个人面前,梁实秋是个理所当然的小字辈。但在对待前辈的态度上,梁实秋却是截然相反的。简单地说,心高气傲的梁实秋很少像佩服徐志摩一样佩服一个人,很少像讨厌郁达夫一样讨厌一个人。�
      1922年秋天,梁实秋和徐志摩第一次见面。那时梁实秋还在清华大学读书,他以清华文学社的名义,委托梁思成请徐志摩来做演讲。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在徐志摩那里当然有面子,刚从欧洲回来的徐志摩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梁实秋的记忆里,徐志摩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无人。�
      那一次,徐志摩的演讲题目是“艺术与人生”,说是讲座,其实就是“宣读论文”,徐志摩从怀里掏出一卷稿纸,大概有六七页,用英文念了一遍。这是牛津大学的学术演讲方式,但中国的学生接受不了,因此,徐志摩的表现不能使学生们满意,梁实秋也很失望。�
      第二次见面是在1926年夏历七夕,徐志摩的订婚宴会上。其实,梁和徐这时并不是很熟悉,只因梁实秋给徐志摩主办的《晨报•副刊》写过稿子,且二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等,所以,梁实秋也接到了徐志摩的请帖。徐志摩和陆小曼订婚,背后有着非常浪漫和曲折的故事,也有人因此而受伤。在徐志摩的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以老师的身份教训了徐志摩一顿:“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今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在场的人无不惊愕,徐志摩则红着脸向老师求饶:“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但梁实秋从别人处得知,梁启超这样做,在婚礼之前已经征得了徐志摩的同意,可以看做是两人演的一出双簧。这种别开生面的婚礼应该能使受伤者稍稍得到一点安慰,使侧目者通过眼见二人出丑而少一些微词。梁启超的责骂,看似不近人情,但理解为对弟子的一种变相保护也说得过去。�
      梁实秋和徐志摩发生频繁的接触是在1927年之后。北伐开始,时局动荡,作家教授们纷纷逃到上海。由胡适和徐志摩牵头,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办起了新月书店,梁实秋做编辑,编辑出版了一些书籍。通过频繁接触,梁实秋深深为徐志摩的风度折服了。首先,在聚会的时候,徐志摩照顾宾客,使无一人向隅,这是精力充沛的表现。“怪不得志摩到处受人欢迎,志摩有六朝人的潇洒,而无其怪诞”。�
      梁实秋还念念不忘这样一件小事:“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弈,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故离席,不计胜负。我不能不佩服他的雅量。他很少下棋,但以他的天资,我想他很容易成为此道中的高手。至少他的风度好。”这件事写来随意,但绝不是信手一描,相反却有深意,最起码,徐志摩在这些细节上的表现让其心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梁实秋骨子里是有绅士情结的。而徐志摩是朋友的黏合剂,有大度心,有绅士风度。要征服一个恶毒的人,你就须要比他还恶毒,要征服一个绅士,你就比他还绅士,让他的绅士风度在你面前相形见绌。显然,徐志摩的一言一行无形之中已经让梁实秋感到了有所不及。梁实秋在文章中引用叶公超对徐志摩的评价也深具这样的倾向:“他对于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引用陈通伯的话说:“尤其朋友里缺少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徐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嫉妒。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梁实秋对徐志摩的折服,从个人才华和日常行为上,自然而然地扩大到爱情观上。他这样评价徐志摩的情感生活:“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徐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
      从后来梁实秋对女人的欣赏和怜惜,以及他灿烂的黄昏恋可以看出,他也是个激情勃发的男人,即使到了老年依然不减风采。年轻时,他广有女人缘,周围不乏女性,冰心、龚业雅、俞珊等,和他来往都很密切,说是闺中密友亦无不可。只是由于妻子程季淑委婉曲意,和他朝夕相处,给梁实秋留出的独立空间比较少而已。另外,他受白璧德影响,身体力行自己的原则:理性自制,内照自省。但徐志摩在情感上的恣意和放纵,同时有理有节,雅致明朗,毋宁说正好帮梁实秋圆了一个梦,是他想做而无法做的,能不令他心有戚戚,并暗竖大拇指?他由衷地夸赞道:“有人说志摩是纨绔子,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他专门学的学科最初是社会学,有人说后来他在英国学的是经济,无论如何,他在国文、英文方面的根底是很结实的。他对国学有很丰富的知识,旧书似乎读过不少,他行文时之典雅丰赡即是明证。他读西方文学作品,在文字的了解方面没有问题,口说亦能达意。在语言文字方面能有如此把握,这说明他是下过功夫的。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志摩在几年之内发表了那么多的著作,有诗,有小说,有散文,有戏剧,有翻译,没有一种形式他没有尝试过,没有一回尝试他没有出众的表现。这样辛勤的写作,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吗?……志摩的生活态度,浪漫而不颓废。他喜欢喝酒,颇能豁拳,而从没有醉过;他喜欢抽烟,有方便的烟枪烟膏,而他没有成为瘾君子;他喜欢年轻的女人,有时也跳舞,有时也涉足花丛,但是他没有在这里面沉溺。游山逛水是他的嗜好,他的友朋大部分是一时俊彦,他谈论的常是人生哲理或生活艺术,他给梁任公先生做门生,与胡适之先生为腻友,为泰戈尔做通译,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短短几百字,几乎概括了徐志摩的一切成就,徐志摩是不是真的像他盖棺定论式的评价一样,没有人知道。但是通过梁实秋的描摹,可以看出,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梁实秋心中的最高境界。�
      梁实秋记载过自己与徐志摩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民国十九年夏,有一天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说,你干的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梁实秋不明就里。原来,徐志摩接到商务印书馆黄警顽一封信,说自己的妹妹喜欢上了梁实秋,委托徐志摩问问梁实秋的意见。梁实秋回忆了一下才想起,自己在大学兼课时,是有这么一个女学生,但从没说过话,更不可能发生来往,于是梁实秋对徐志摩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
      此事告一段落,随后谁也没再提起过。事不大,但梁实秋总能记得。跟徐志摩有关的每一件中性的事,他都历历在目。�
      徐志摩干净、稳健,不偏激,既有文人名士的超然洒脱,又有左右逢源、深刻入世的绅士风度。他也有浪漫的一面,颓废的一面,但都适可而止。相比之下,浪漫和颓废到极致的郁达夫几乎从来就没得到过梁实秋的好感。 �
      在和郁达夫见面之前,梁实秋与创造社成员有着不错的关系。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梁实秋与闻一多合著了一本小书――《〈冬夜〉、〈草儿〉评论》,得到郭沫若的来信赞美,自此和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建立联系。但没想到的是,第一次见面就让梁实秋感觉不爽。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一文中记载,“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大概就是这一次的见面,让梁实秋潜意识里筑起了和创造社成员的界限。此后,郁达夫北上到了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更使梁实秋不胜骇然。他说:“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有一次胡适做东,请大家喝花酒,梁实秋请示了妻子,征得她的同意方才前往。但在陪酒女郎面前,大家都游刃自如,唯独梁实秋惴惴始终,浑身不得劲。自此可见梁实秋和郁达夫的理念是如何之不同,不管他是伪装,还是真心如此,但他对放纵颓废的行为一定是戒备的,反感的。�
      1926年初,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读过《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人,一定明白这里指的是谁。此时,梁实秋和创造社至少还保留着表面上的友谊,此后,他多次在文章中批评郁达夫,话里话外透着鄙夷。1928年在《文人有行》一文中,梁实秋批评当下一些文人的不良行为:“纵酒”、“狎妓”、“不事边幅”、“夸大狂”、“色情狂”、“被迫害狂”等等。在1933年的《悼朱湘先生》一文中更是直接点出郁达夫的名字:“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流合污的攫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此真无赖之至。”�
      梁实秋曾经和郁达夫打过笔仗。1928年的《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上刊登过郁达夫的一篇文章《文人手淫》,即是讽刺梁实秋的,此文与《文人有行》有异曲同工之妙,“文人是指在上海滩上的小报上做做文章或塞塞报屁股的人而言。……文人的唯一武器是想像,不用体验。……文人的批评中国文学,须依据美国的一块白璧德的招牌。……文人所认为中国最大的文学,是内容虽则不必问它而名字却很体面的《道德经》。……文人要做官,要提倡国家主义,要挽回颓风,要服从权势,要束缚青年,所以最要紧的是拥护道德,而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绝对不应该接近女人,而自己一个人回到屋里,尽可以以想像来试试手淫。”这篇文章是梁、郁二人在关于白璧德和卢梭的论争中的一部分。也是一次比较正面的交锋。语言之激烈恶毒,可以看出他们见过两面之后几乎再没把彼此当做朋友,直接就做了敌人。�
      徐志摩死后,梁实秋先后写过至少五篇文章纪念他:《关于徐志摩》、《谈徐志摩》、《关于徐志摩的一封信》、《徐志摩的诗与文》、《赛珍珠与徐志摩》。他写过很多怀旧文章,即使是曾把他骂个狗血喷头的鲁迅,梁实秋也专门有一篇《关于鲁迅》,相对客观地承认了鲁迅的成就。但对于郁达夫,他从没写过专门文章,偶尔在其他文章中提到,也多是鄙夷不屑。这显然不仅仅是政治立场和思想追求上的不同。梁实秋对郁达夫的蔑视是发自心底的,没有退路,没有回旋空间。这大概可以显示,生活态度的差异往往会导致两人或敌或友,而生活态度的差异来自哪里呢?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性格品质,以及在行为上的作风,与他的出身和门第是有一些关系的。梁实秋曾过说,他有一个风流潇洒的朋友,聪明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英文造诣特佳,但一心想当官,后来终于如愿以偿当了外交官,但从此一蹶不振。据有资格批评他的人说,这一部分应该归咎于他的家世,良好的教育未能改变他庸俗的品质,他家在某巨埠开设着一家老牌的酱菜园。因此,“我不相信一个人的家世必能规范他的人格,但是我也不能否认家庭环境与气氛对一个人的若干影响。”。他举徐志摩为例:“志摩出自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没有受过现实的生活的煎熬,一方面可说是他的幸运,因为他无需为稻粱谋,他可以充分地把时间用在他所要致力的事情上去,另一方面也可说是不幸,因为他容易忽略生活的现实面,对于人世的艰难困苦不易有直接深刻的体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成长环境局部决定一个人的气质。郁达夫幼年失怙,家道败落,且其人志向远大,难免愤世嫉俗,以颓为进;而梁实秋却是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衣食无忧,平静稳定,自然恐惧革命。他后来的一力推崇白璧德,与其说他找到并认同了白璧德,不如说白璧德本来就适宜他这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思想立场占一方面,个人气质也占一方面,甚或个人气质其实与思想立场本来就是同一的。最终一句话,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道不同则不与之谋。�
      我们可以做一种假设,如果徐志摩不是中年夭折,而是继续活下去,生活渐渐糜烂并无法把握,无法自拔,甚至像郁达夫一样随波逐流,佯傻卖狂,梁实秋会如何看他?可以想见,他只能被梁实秋鄙薄,而不会被他同情。在梁实秋那里,只有佩服和鄙夷,而少同情和怜悯。鄙薄一个曾经很佩服的人,对梁实秋来说应该是件乐事,适合生性刻薄的他。�
      在今天,比徐志摩更倜傥的人,比郁达夫更颓废的人,简直数不胜数,而其乖张行为也都比前人更甚。但很少有人羡慕他们或斥骂他们。今人的表演几近边缘化,几乎只能算是自娱自乐了。暴露性器官怎样?自杀又怎样?无论多么喧嚣,也吸引不来多少目光。而在梁实秋的时代,文人作家的作风却有引领潮流的作用,梁实秋对郁达夫的严厉和苛责应是其来有自。�
      从照片上看,郁达夫同徐志摩一样干净,长得也还周正,但他的生活态度“龌鹾”,无规律,而梁实秋就是在崇敬洒脱纯净的徐志摩和蔑视“肮脏堕落”的郁达夫之间,形成了他自己。通过这两个人的风格、态度,形成了梁实秋的风格、态度。�
      责任编辑 卓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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