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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对山西教育发展的影响

    时间:2021-01-19 07:44:00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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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分析了阎锡山在山西兴办教育的动因,系统介绍了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探讨了其基础教育思想对山西教育发展的影响。认为,对当时山西教育的影响在于:国民学校的数量日益增多,国民学校的学生人数最多,学龄儿童中受义务教育的儿童人数最多。对当今山西及全国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在于:发展教育需要重视教育经费问题;发展教育要注重培养师资力量;发展教育要注重公平。

    【关键词】 阎锡山;基础教育思想;山西地方教育;影响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16岁因家庭破落随父一起经商。1902年被清政府派遣到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当选为山西都督。1917年9月,阎锡山兼任山西省省长,开始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显耀人物,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在山西执政期间,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同时,日益觉察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对山西基础教育的发展给予了极大重视。

    一、阎锡山在山西兴办教育的原因

    清朝末期“百日维新”期间,山西虽然在筹办新式学堂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由于山西经济落后、环境闭塞等多方面的原因,全省的教育事业依然相当落后,学校很少,文盲大量存在,民众愚昧无知,直到辛亥革命后,仍然没有改变。阎锡山在担任山西省长之后,积极地致力于山西教育的发展,提高人民素质,对于阎锡山兴办山西教育动因的探讨,本文拟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借助办学获得好名声

    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之后,为了在家乡获得一个好名声,于是就以他父亲阎书堂的名义,在家乡兴办了许多公益事业,如文教卫生、社会福利、交通水利等。其中阎锡山对家乡的教育事业非常关心,亲自创办了川至中学、进山中学等学校,一方面希望家乡的父老乡亲接受良好的教育,赢得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要使家乡父老“追本溯源”,体会“其谁之赐屿”,令“老安少怀”,世世代代不忘阎氏父子的恩德。[1]如1918年阎锡山出资在家乡河边村创办了川至中学,校名就取“百川汇而至于海”的含义,可见阎锡山兴办教育和自身的利益分不开。

    2、为统治培养政治人才

    除了在家乡父老中得到一个好名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借助办学为自己统治山西培养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从他创办的川至中学的校旗、校训、校歌中就可以看出来。学校的校旗是“川至”两个字,是说这是阎锡山的私人学校,有让学生感恩戴德之意。还有“苦学救主”的巨大牌匾悬挂在大礼堂,是阎锡山对全省学生的告谕。校歌则说的更为直接,校歌最后两句是:“苦学救国嘱吾曹,切莫负主人之设学意。”[2]为了控制学生的思想,阎锡山除了安排校长、教师进行日常的教育外,还亲自给学生们讲话,要求学生们“抑欲,要从小时候就克制自己,不要想做不到的事。”这可以看出阎锡山在教育上的政治手段。

    3、受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教育思想的影响

    自西汉起,儒家文化开始占据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与儒家本身重教育的思想密不可分。阎锡山从小就接受了较多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这不仅使他深受中国传统思维、价值观的巨大影响,也使他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不解之缘,虽然早年因为父亲做生意破产,造成家庭经济困难被迫辍学随父一起经商,但他对读书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内心深处对知识很崇敬,在他统治山西之后,这种渴望读书的愿望在他的兴办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4、留学日本进一步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在父亲经营的“积庆长”钱铺亏本后,1902年,迫于生计的阎锡山参加了山西武备学堂的恢复招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被清政府选为赴日公派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期间,阎锡山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时期,教育对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巨大作用,与当时的中国进行比较,思考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从中逐渐认识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弊端。

    5、发展山西经济的需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阎锡山为了实现自己长久的政治统治,就必须首先重视发展经济,而教育又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这一点阎锡山心知肚明。

    阎锡山在担任山西省长后,面对着山西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积极致力于发展山西经济。他说到:“实业人才的缺少是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3]

    由此可知,阎锡山兴办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他兴办教育的意图还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统治、自身的利益考虑。

    二、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

    在兴办教育中,阎锡山倡导:“教育不仅要包括‘以普及为主’的国民教育,‘以发展经济为主’的职业教育 ……”[4]阎锡山所倡导的教育,是指以基础教育或义务教育最为重要。

    1、阎锡山基础教育思想的内涵

    推广基础教育,必须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为此,阎锡山在他亲定的《人民须知》中强调了基础教育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义务教育。即作为父母的,不管多么贫穷,都要让自己的子女上学,这是父母对子女的义务,所以又叫义务教育。

    (2)强迫教育。阎锡山认为:“人民要是不上学,就要罚他,罚过了还是要去上学,又叫强迫教育。”

    (3)国民教育。阎锡山还认为:“凡是山西的老百姓,无论是贫、富、贵、贱,七到十三岁,这七年中,必须让小孩子上学四年,这叫国民教育”。

    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有四年的时间就可以毕业,自己学好了打算盘、写信、记账,等到稍微有钱的时候,再上高等小学校,家里实在穷的也可以自己去谋生活,这就是学习知识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2、阎锡山推行基础教育的措施

    阎锡山把基础教育看作是山西教育发展的重心,为了发展和普及以小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国民教育,阎锡山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下:

    (1)调查学龄儿童,筹款设校。由于山西以往很少进行户口调查之类的活动,民众不理解调查户口与学童调查的本来意图,往往与官吏相抵触。阎锡山对调查学童的难度早有预料,所以他一再要求调查人员必须对山西百姓讲清楚调查学童的意义。[5]

    阎锡山也积极想办法筹款,为贫穷但优秀的学生设贫民学校,让他们免费入学。同时,阎锡山还私人出资修建学校,如1915年,创办的河边村高等小学校,1918年出资兴办了私立“川至中学”,这为山西贫困儿童上学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2)扩大师范院校,提升师资队伍。为提升教师队伍,阎锡山在原有的师范院校的基础上,继续改革师范教育事业。师范学校“先后毕业学生达1500余人,现在统计全省师范毕业学生共11700人,师范讲习所毕业学生共21700余人。”[6]

    到1921年,在山西已有的21所省立学校中,省立国民师范的学生人数最多,达到了1829人。从这些专门学校的设置上来看,阎锡山对师资队伍的培养非常重视。

    (3)劝导入学,实行强迫教育。锡山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他要求山西的官员采用劝导方式,积极引导民众主动接受这种教育。阎锡山还亲自下乡劝导民众送子弟上学,给家长做工作,从思想上鼓励和支持老百姓接受教育。

    阎锡山还主持通过了《山西全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对山西教育的推行做了详细规定。凡是七岁至十三岁在学龄期间的儿童,都应该接受国民学校的教育,学龄儿童以及十八岁以下的失学儿童,没有原因而不入学的,经各区长、各街村副查明呈请县知事核准,让其家长交一到五元的罚金,从而达到迫使学龄儿童入学的效果。

    (4)分期普及基础教育。阎锡山为了更好地普及基础教育,规定普及教育工作要在全省分六次进行,第一次省城至七年九月普及,第二次各县城至八年二月普及,第三次各县乡镇及三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四次二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二月普及,第五次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六次十家以上村庄至十年二月普及。[7]每次以5个月为限,从省城到县城,再到各县乡镇,以至50家以上的村庄,列出计划,分期执行。经过一番努力,山西小学教育迅速发展起来。

    三、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对山西教育发展的影响

    掌握山西大权后的阎锡山,积极在山西发展教育事业,着重发展基础教育,对于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及措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当时山西教育的影响

    (1)国民学校的数量日益增多。阎锡山向来以“遇事肯动脑筋,好出‘点子’,务求实效,”而著称。他曾经说过,兴办教育事业,经济上发展实业,只制定理论上的章程和计划,就没有资格谈论成绩如何,必须进一步把这些计划和章程付诸于实践才行,正是抱着这种实际能干的态度,使民国时期山西省国民学校数量逐年增多,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阎锡山为兴办山西教育采取了具体而详细的措施,经过两年的励精图治,山西的教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1921年,山西全省男女国民学校已办有19463处,学生人数达722156人,还建有普通高等小学近300所,在校学生约50000人。1919年,全省中学只有26所,但到了1937年,全省中学发展到了55所,师范学校由1919年的1所发展到了17所。

    由于学校数量逐年大幅度递增,全省人民对义务教育的认识水平也空前提高了。到1924年、1925年山西老百姓对调查户口、督促入学这类事情,都积极配合和服从。随着学校建设增多,30户以下的村庄,儿童也没有因各种原因失学的。1932年,阎锡山重新整顿教育,义务教育出现更加良好的发展势头,教育部督学在视察报告中写道:“该省各级教育,以小学教育最整饬,基础亦最稳固。如今全省小学林立,其数初级有26000余校。”

    由于阎锡山对教育的重视,从而对社会和学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兴办学校的数量由1918年14189所,到1930年,国民学校已达到22163所,每年都在增加,人数也从1918年的467069人增长到了1930年的812477人。此外,培训教员的人数及基础教育所需要的经费,也逐年增加。(从附表一可以看出)。可见阎锡山在山西兴办教育初见成效。

    (2)国民学校的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最多。阎锡山从1918年开始在山西实施义务教育,到入学人数最多的1923年。从1924年开始,义务教育入学儿童人数在减少,但入学人数基本是呈现递增趋势。(从附表一可以看出)

    经过阎锡山对山西教育事业改革的一番努力之后,山西小学教育迅速发展,据1916年统计,山西全省每1万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首位。1918年到1919年,全省在校小学生人数达316888人。每万名国民中就有小学生的数量又比1916年增加了34人,民初山西学校和学生数额的增长速度是最快而平稳的。

    (3)学龄儿童中受义务教育的儿童人数最多。随着基础教育的具体实施,在学校数量、国民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的同时,山西省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人数在学龄儿童人数中所占比重最大。

    从1918年-1930年,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占学龄儿童人数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大,1920年,百户以上村庄的义务教育普及办理完毕。学龄儿童入学率最高的1924年竟高达72.2%,从1922年到1932年,受义务教育儿童的百分比始终保持在65%以上的发展势头,一直到抗战前,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中,1928年全省就学百分比为69.8%,这在当时的全国是高居榜首、独一无二的。

    2、对当今山西及全国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

    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不仅开创了中国义务教育的先例,而且也为山西义务教育发展带了头,更为现代山西乃至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教育需要重视教育经费问题。民国时期的山西,经济并不发达,经费筹措自然不容易,如何管理这些经费,尽最大可能将钱花在基建和设备投资上,也就更加关键。

    阎锡山为发展教育积极地加大对经费的投入。就山西省的师范教育而言,1918年,由1917年的121192元增长到了231438元,之后,每年都保持着小幅度的增长,1925年增长到了411919元,1932年,山西省的师范教育经费增长到了624597元。

    在山西省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中,村级政权的教育经费支出,在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中,占据着主体地位。此外,为了尽可能地节省经费用来修缮校舍和购置设备,阎锡山统治下的许多县制定的日常经费使用规则,“抠门”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连学校用的灯油、笔墨、纸张等都做了很详细的规定,可见阎锡山对教育经费使用的重视。

    从阎锡山的基础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意识到,作为支撑教育发展的经费,在今天的教育事业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理所当然是我们应该重视我国教育经费存在的问题,如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不足,而且存在着十分严重的浪费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必须采取措施,加大教育经费的投资,也应当合理的使用教育经费,作为教育大省的山西也不例外。

    (2)发展教育要注重培养师资力量。阎锡山在发展山西教育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教师素质的培养,由于普及教育计划的推行,教师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阎锡山大力发展山西省的师范教育事业,山西各县纷纷开办临时性的师范讲习班和培训班,采取对师范教育倾斜的政策。

    阎锡山还亲自开展师范工作,1918年,阎锡山在山西原有的男生师范、女生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这是当时太原最大的学校之一。学校以培养乡村小学教师为主旨,师范学校先后毕业学生达1500多人,师范学校的扩充和发展,促进了山西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在加强师资力量培养的同时,阎锡山也注意到教员的流失问题,也曾多次下发文件为小学教员加薪,倡导山西民众要尊重小学教员,希望以社会的尊重来弥补他们经济上的不足,但受多方面的限制,这种状况没有多大改变。

    (3)教育发展要注重公平。从阎锡山提出的“国民教育”中可以看出,阎锡山已具有“在教育公平中确保人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义务,以及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的注重教育公平思想,并且付诸于实践。

    阎锡山还规定了进行国民教育的目的就是从能够阅读通信报纸和能看懂告示和刑律,到能写信和能升学,这也基本符合教育公平中的每个学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当今,教育的公平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关系着全国绝大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着人心向背。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参考文献】

    [1] 杨树标,宋振春.阎锡山家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1.

    [2] 陈应谦.阎锡山与家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114.

    [3] 申国昌,贺鹏丽.阎锡山兴办山西教育的性质.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0.1.

    [4] 王凯.阎锡山与民国初期山西教育的发展.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1.

    [5] 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84.

    [6] 谢爱国.阎锡山教育思想特点探略.文教资料学研究,2008.2.

    [7] 景占魁.阎锡山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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