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点
  • 文化视野
  • 主题活动
  • 文件资料
  • 百姓关注
  • 民间风俗
  • 文化艺术
  • 教育科研
  • 古都名人
  • 旅游出行
  • 范文大全
  • 文档下载
  • 当前位置: myyuju个人图书馆 > 古都名人 > 正文

    诗酒豪情与浮生悲剧——叶公超的“文人从政”

    时间:2021-02-05 07:43:54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在中国现代史上尤其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就是抗战之前和期间,“文人从政”蔚然成风。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其中具有非常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蕴,很能体现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处境、价值观念、对政府的态度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他们”,包括学者、文人、艺术家等精神领域中人,主要是指拥有西方教育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胡适和翁文灏、蒋延黻等人。

    最近几年,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不少,但对“文人从政”现象关注的却不是很多。不敢妄谈什么研究,我只想通过对叶公超其人的命运转折及代表意义作一次个案考察,以收“管窥蠡测”之功。

    较之老朋友闻一多、梁实秋,在学术功力、文艺天赋上,叶公超并无丝毫逊色。这方面的证据似乎很多。据著名翻译家、欧美文学专家赵萝蕤女士在《我的读书生涯》一书中回忆道:“叶老师是清华大学中才华横溢的教授,满腹的学问,文艺理论知识十卡车也装不完的。”赵女士是“新月派”重要人士、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陈梦家先生的夫人,在清华就读时还是少女,语言或许夸张。但有一点是没错的:叶公超的西方文学水平,在当时国内是非常有名的。

    叶公超名崇智,字公超,自从政后始以字行,英文名乔治(George),祖籍广东番禺,1904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早逝,全赖叔父叶恭绰抚育教诲。恭绰字誉虎,别署遐庵,为晚清民国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书法家。

    1918年,叶公超进入天津南开中学。次年5月,他参加五四运动,加入“南开救国十人团”,到各地向民众演讲。1920年赴美留学,192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转到英国,研究西洋文学。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在英国,他受到以现代派诗歌经典《荒原》而驰名世界的英国诗人与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 1888-1964)的相当重视。离开英国后,叶公超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事文学研究。少年时期游学欧美的丰富经历,对叶公超来说应该是弥足珍贵的。

    1926年,叶公超学成归国,任北京大学及师范大学英文系讲师,主讲西洋文学,另兼任北京英文日报《Peking Daily News》及远东英文时报《Far Eastern Times》编辑。次年春天,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出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1928年秋天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在此之前的3月份,《新月》月刊创刊,由徐志摩主编,参与其事者有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均是文学界的一时之选。《新月》杂志在当时国内影响绝对非同小可。叶公超在《新月》杂志上主要以书评的方式,向中国文坛积极介绍艾略特,成为系统介绍艾略特诗歌及诗论的中国第一人。后来,正值韶华之年的赵萝蕤女土,竟能成功翻译以艰深晦涩闻名的《荒原》,其间得叶公超惠助实多。

    1929年,叶公超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梁实秋回忆:当时叶公超住在藤荷西馆,与吴宓先生为比邻,一浪漫,一古典,颇为相得。《吴宓日记》中多次提到与叶崇智(公超)交流:仅在1929年9月至1930年9月间,吴、叶二人就宴饮、散步近百次,诗酒唱和,谈话内容更是社会、民生、学术、健康、爱情无所不包。由此可见二人交情极为深厚。叶公超的夫人袁永熹女士,也是在清华期间结识的。

    赵萝蕤女士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记道:叶老师的生活优裕安逸,从容潇洒,是极讲究文化品位的。对他的翩翩风度着迷的少女也不在少数。“谈笑有鸿儒”更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吴宓日记》中记道:往来之人中,杰出学人占了绝大比重,如胡适、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赵元任、张奚若、陈岱孙、钱端升、浦江清、叶企孙等等,文史法政,经济科技,洋洋大观,尽聚国内学界翘楚。交际层次之高,品味之纯,实乃近世罕见,令我等后辈不能不悠然神往。不难想像,这段时间,应该是叶公超一生中的黄金时期。

    在清华和北大,叶公超声名赫赫。许多当时才气崭露后来名头更是响亮的青年学者和作家均出自他的门下,季羡林、钱钟书、曹禺、梁遇春、废名、常凤瑑、吴世昌等等。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学生年龄跟他都相差无几,废名比他还要大四岁,梁遇春在同届学生中最为年轻,也不过比他小两岁。在叶公超心目中,梁天资聪颖,必成大器。后来梁果然以清新优美的散文冠绝一时,只可惜天公无眼,英年早逝。

    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也是叶公超在清华时的学生。1933年,杨考入清华,“第一年的必修课,有大一国文、英文,教授由两系分派。国文是朱自清先生,英文是叶公超先生。两位都是名教授,我颇以能入门墙为幸。”(《追怀叶师公超》)叶的教学很独特,“……对大一英文特重理解。此外坚持我们用英文注解的字典。看有人在桌上摆着不大的一本英汉字典,说这种小字典,应该扔到窗外去。”在学校,杨联陞曾经不止一次拜访过叶公超,交情深厚。他满怀恭敬地回忆他的老师道:“叶师喜欢穿紫色丝绸的睡衣,颇为鲜艳。谈话山南海北,随兴所至。先生说:‘不能只读书,有时扫扫地,也是好的。’后来我猜想,可能是先生在美国受教育的时间很长,受了西人虽富贵(先生是一位公子)而有些事也必躬亲,未必是先儒所指的洒扫应对进退的小学训练。”在学术上,叶公超对杨联陞帮助很大。1933年,《新月》停刊后,叶公超与闻一多、林徽因等创办《学文》月刊。自1934年5月至8月止,共出版四期,便告夭折。那个时期,高雅如天鹅般的“纯中间派”的文学刊物已经不大容易生存了。次年,叶公超复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其间曾兼北京师范大学教席。1936年秋天辞去清华教职,专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此时他不过32岁。凭借他那出众的个人天赋,再加上处于精英云集的社交圈核心,可以说当时的叶公超,具备了成为第一流文学家和文学研究学者的优势。正如许纪霖先生在《可怜一觉开封梦》中这样评价吴晗:本来是大有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史学(文学)提供一个新的范型的。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叶公超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能让学者们坐在书斋里安心治学的时代。

    叶公超虽然受过正式而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但他身上传统文人的味道很浓:坦率诚恳,直言无忌,这一点与老友梁实秋的温文尔雅颇不一样,却与徐志摩、闻一多甚为相似,叶公超在《志摩的风趣》和《新月旧拾———忆志摩二三事》中也承认他的这种性格。只不过徐志摩极少直接过问政治,而闻一多后来走的路却与他(叶公超)几近相反———与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对抗。

    与“五四”以后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相同,叶公超身上具有两种关怀:一种是知识关怀,与自己的专业志向相联系;一种是知识分子普遍良知有紧密关联,是社会、政治关怀。这点从他早年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可以看出来。如果周遭环境还像二三十年代那样,比较适宜从事精深优雅的创作研究,叶公超也许会在文学上做出一番更大的成就。可惜,一连串命中注定般的家国变故,让叶公超很“自然”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江水东流一去就不回头”。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叶公超随北京大学南迁。这一年冬天,任长沙临时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38年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在这里,叶公超达到了他一生中学术造诣的顶峰。但他在朋友中的口碑却每况愈下。

    《吴宓日记》(1939年7月17日,星期六)中说,“超(叶公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吴宓称,“宓平日对超极厚。至于设宴,更不知若干次”。但叶却“外示与宓亲厚,宓完全在其掌握”……“宓如李纨,超如王熙凤;宓如陈宫,超如曹操”。《日记》(1940年3月14日,星期四)中更说,“超怒其妹(给吴宓———作者注)寄来500美元(且婉函),认为侮辱,欲退还(而欠宓之港币,仍不见还),遂益觉超似曹操……专行霸道,尚权术,不用感情”。吴宓的诚恳厚道在学术圈子中是出了名的,人缘也是极好。他既如此评价叶公超,想必不会有多少误解。

    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是民国大名士,位高名重,交游广阔,家产特别是古物收藏极富,遭人觊觎。1940年,恭绰小妾潘氏意图吞并他在上海的产业,叶公超奉叔父之命离昆明经香港至上海主持讼事,后因潘氏向日本宪兵队密告收藏国宝毛公鼎的事情,遭到日军拘捕,并诬以间谍罪,囚禁在上海日本宪兵总部49天,幸亏毛公鼎未被搜出,其间秘嘱家人铸一赝鼎缴出了事,并获准由其堂兄具结作保,方才逃脱劫难。

    1941年,叶公超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年夏天,他经董显光的延揽,弃学从政。董是蒋介石中学时期的英文教师,在新闻界和外交界有很大影响,当时奉命主持国际宣传。在《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董显光自传》中,他这样说:为了确保神圣的全民抗战能够取得胜利,急切需要集中各方面最优秀的人才。在经过叶公超在清华的同事、后来任驻希腊大使多年的温源宁介绍后,董显光与叶见面。在他眼中,叶公超显然符合前述标准:仪表堂堂,才华横溢,精通外文,并有深厚的中学和西学背景。便立即派他到新加坡,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西亚专员。因此,作为国民党政权“专家治国”政策的最佳“实验品”之一,叶公超以“超人气”在仕途上“攀升”。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叶公超辗转经爪哇、印度返回重庆;后被委为“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以后连获擢升,1949年3月,叶公超继胡适被特任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此时他46岁。可谓春风得意,也越走越远了。

    表面上看,叶公超在仕途上跃马扬鞭,气势非凡,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走错了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参与政治的方式,无疑埋下了往后人生悲剧的种子。

    按照中国政界的传统,“锋芒毕露”是切切忌讳的。叶公超似乎不谙此道。他的业务水平是极高的,他在外交界的同事、后来任过台湾“驻美大使”和“外交部长”的沈剑虹回忆道:他到我科(国际宣传处编撰科)里与同仁们晤谈,大家觉得他英文造诣极深,而且谈吐风趣,毫无架子,对他颇为倾倒。但一般人在经过与他的较长期交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称他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台湾老报人于衡与他相交甚久,知道他说话“口没遮拦,但却好在一个‘诚’字。他从不欺骗别人,也不做假道学、伪君子”———他在一次与友人的小聚上“兴致很好,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叶公超博士与新闻记者》)。

    平心而论,叶公超的政治才能并不特别出色。在外交领域,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将才”,而不能为“帅”。他的长处在外文造诣和文艺功底,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了解远不足以胜任外交部长之职,这一点他无法与他的外交前辈王宠惠、王正廷、王世杰乃至蒋廷黻相提并论,至于简单的处世策略,则注定了他不会取得太大的成功。最典型的是,他与顾维钧、董显光、陈诚等同事乃至顶头上司都经常闹“不愉快”,这就决定了在关键时刻他不可能得到他人的扶助,说不定还会“墙倒众人推”。

    在外交界,叶公超绝对是顾维钧的晚辈。还在伦敦办事处时(当时在英国半留学生半记者的萧乾先生也是叶的常客),叶公超在驻英大使馆挂了一个“参事”的头衔,算是大使顾维钧的部下。那时中宣部办事处和大使馆比邻,叶公超常到大使馆去,对里面有些人事很是看不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经常对同事讲一些“无伤大雅”的笑话,有时还讲得“有声有色”。比如他骂一个中级馆员,伺候顾维钧时有失身份,竟至跪下一条腿,为顾大使系鞋带。说着他自己就跪下表演一番,引得旁人一阵哄笑。这种事情传入顾的耳中,自然脸上不很好看。这仅是生活细节,为了公务,他对顾维钧也颇有微词。顾是老外交家,又以美男子著称,哪里会把叶公超这个“后起之秀”放在眼里,两人自然交恶。

    用旧时的话来说,董显光对他有“知遇之恩”。据沈剑虹回忆:此事经过,凡追随过董的人都十分清楚,当时无不钦佩董的知人善任,为国家发掘了一位国际宣传的长才(叶公超)。但后来二人却产生了误会。1949年国民政府避居台湾,“驻美大使”由顾维钧改为董显光,当时正担任“外交部长”的叶公超本想亲自出马,但由于他在伦敦同顾共事时的关系,觉得最好有人出来间隔一个短时期比较好看些,同时台湾岛上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这个职位,当时驻日大使董显光就在这个情形下出使美国。因为这一调动,两人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上下逆转”。因而两人间有了隔阂。而叶公超缺乏“以己度人”的胸怀,无法理解老上司的心情。等到1958年他亲自出马任“驻美大使”时,两人关系已无可挽回。

    与陈诚的隔阂起源则很简单:1961年陈诚“访问”美国总统肯尼迪,其时叶公超担任“驻美大使”,安排甚为妥当。有个活动是陈诚出席美方全国记者联谊会午餐会,并发表演讲,答复问题。史料记载,陈诚的演讲“真诚坦白”,回答问题也恰到好处,“被公认为一次成功的餐会”。当时叶公超坐在贵宾席上面对听众,事后据在场的中国记者反映,当陈诚演讲答问时,叶公超面露不以为然及不耐烦的神色,使其他在场的中国人感到极不舒服。大抵文人本色,认为领导人一定要“德才兼备”,事实上这是绝对难以做到的。怎么办?没办法!叶公超这种表现,无疑“自断后路”!

    1950年2月,叶公超任台湾陈诚“内阁”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8月,任联合国第五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同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岁月,也意味着他将走向低谷。

    1951年7月,因对日“旧金山和约”中台湾未被列入“签字国”的事情,叶公超引咎辞职,陈诚予以慰留。1954年5月,任俞鸿钧“内阁”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6月,为菲律宾“零售部菲化案”引咎辞职,获俞鸿钧“院长”慰留;9月,任出席联合国第九届大会“全权代表”;1955年9月,任出席联合国第十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1958年8月,继董显光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故地重游,物是人非,自然感慨万分。

    杨联陞自清华毕业后,与叶公超一别近二十年。直到1957年,杨因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派遣,到台湾会晤了李济、钱穆、沈刚伯、罗香林、钱思亮多位学界朋友,并拜访了当时的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和恩师叶公超。7月23日,“叶师那天下午穿白色西装,仪容潇洒”。见了昔日门生,高兴不已,他说“自己虽然从政,对学问仍甚关怀,尤其对书画,不断研究,时有所得”。此时他的心情,旁人是很难领会的。不过可以肯定,他的遗憾是很深的。

    任“驻美大使”期间,叶公超常至各大学讲学。他与杰出汉学家费正清相识甚早,引为知交,因此他常去哈佛,与周策纵、刘广京、邓哲嗣等著名学者也时相过从。不过这时他的角色已经转换,成为“学界”的旁观者了。

    1959年9月初,杨联陞将他的十篇文章(都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后来都收入他的《中国制度史论集》)寄给叶公超,请他“指教”。叶此时已就任驻美大使,欣慰于学生的明礼尊师,更对其卓越的学术成就深表赞赏,并于不日内复信一封:“……吾兄治学之严谨,堪称不容后人再道。弟久荒实学,读诸篇如入深山剑阁,身临异境……”钦佩、感叹、自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杨联陞还记下了一个细节,那是他最后一次跟叶公超见面:1968年,他在回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后的师友宴席上,遇见了“美人迟暮”般的叶公超,坐到他身旁告诉他近来制印泥有心得(似曾在日本得奖),并叮嘱他待客之琐碎礼仪———当年潇洒纵横的叶公超已不复见。1961年1月,因“外蒙古人联合国案”,免去“驻美大使”职务奉调“回国”,同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8年,叔父叶恭绰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1969年,叶公超因心脏肥大与衰竭,入院治疗,其后为此住院十余次。1972年9月,任“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首席监察人。由“外交部长、首席全权代表”落到今日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一般来说,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是信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原则的。在政界中更是如此。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以在扮演“社会批评者”角色的同时,保持学者的“价值中立”。如果想克尽对社会、民族的责任,完全可以以“议政”方式参与,而不必要搭上自己的学术,使之为政治服务,甚至亲身“躬行政事”。这不仅是出于维护自身职业尊严和专业价值的考虑,更是为了“明哲保身”。要知道,当一个学者“在野”时,当局很可能会“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也不是不能做到,但一旦那些学者想到“盛情难却、圣命不可违”而“半推半就”,或念及“士为知己者死”而“遂许驱驰”时,他们就已经被置于“反主为奴”的危险境地了。他们将不仅会丧失独立的学术和人格,更有可能连身家性命也操于人手。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是一盘棋局的旁观者而是一枚“过河卒子”(胡适语);已经不再可能“天子呼来不上船”了,而只能被当局“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至于是用是废,通通看领导人的一己好恶和“通盘布局”。中国历史上的这种例子,确是不胜枚举的。更重要的是,谨小慎微、深谋远虑这些政治家必需的品质,在叶公超身上很难发现。这就暗示了“文人从政”对叶公超而言,只能是一出悲剧。

    不过,叶公超在政界的失败,不能完全归结于他个人的“文人”品质(据台湾当局称,叶恭绰留在大陆对其也有不利影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那种特殊的体制下,不要说像叶公超这种比较“单纯”的文人,就是专业的政治学博士出身的吴国桢、著名军事指挥家孙立人,照样免不了远避异国和囚禁终身的悲惨命运!更何况,那时的台湾,正是孤岛飘零,岌岌乎殆哉呢?!

    1978年,蒋经国“总统”聘叶公超为“总统府资政”。叶公超晚年“从政”之余,潜心绘画,尤精兰竹,兼擅书法,并历任“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监事长、“吴三连文化基金会”、“中山文艺基金会”评审委员、“台北市立美术馆筹建委员会”召集人。1981年11月因心脏病复发,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年78岁。

    叶公超著作颇丰富,英文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仁的概念》,中文有《叶公超散文集》,其他散文见于《新月》、《学文》、《文学杂志》、《传记文学》等杂志,编有《叶遐庵先生书画选集》。

    不能说叶公超在外交领域没有过人的成就,不管在国民政府里还是在孤岛上,他都凭借自己的非凡才华,“扬名立万”。但在“觥筹交错”、“折冲尊俎”中,他的文学和学术天赋逐渐消磨殆尽,充其量也只是在鸡尾酒会中或谈判桌上冒出一些“灵感”,来点“妙语”,而不可能有什么自己的创造。因为这时,作为一个政治中人,他的智慧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

    上世纪50年代,翁文灏曾经感慨万端地对老朋友李四光说,自己忙活了二十多年(从30年代就任国防设计会秘书长算起),什么也没留下来,没法跟故人相见。其时老人心情的悲凉,可见一斑。

    叶公超逝世后,老友台静农赠挽联曰:

    诗酒豪情,

    风流顿觉蓬山远;

    浮生悲剧,

    病榻忽兴春梦哀。

    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叶公超的文章中说,在叶氏弃学从政之时,他曾经和好友、同是叶公超同门的王辛笛讨论关于叶氏是否适合从政的问题。王坚持认为叶氏为人过于狂放直率,不宜做官,只能治学。季则持相反意见。叶氏的遭际表明王辛笛果然有先见之明。

    叶公超在临终前的《病榻琐记》中,自省其一生“为悲剧之主角,殊沉痛”。其实,又岂独叶公超一人为然?!

    补充一段题外话:乐黛云女士是外交专业出身的,后来没当外交官,却成了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季羡林先生为之庆幸,老人家“并不是认为学者就比外交官好,关键是人尽其才”。诚哉斯言!金庸先生早年不也是学国际法的吗?看来,文人和从政,“立言”和“立功”,真是说不尽的话题!

    (选自《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韩石山 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

    • 新闻热点
    • 文化视野
    • 主题活动
    • 文件
    • 关注
    • 风俗
    • 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