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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公超与“毛公鼎”的一段生死机缘

    时间:2021-02-05 07:45:03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一个人,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段,因着某种机缘,同某件价值连城的珍稀国宝走到了一起,并且能够不畏敌焰而忘死护卫,其行其节便足堪在青史留写下鲜亮的一笔。抗战中期,叶公超(原名崇智,以表字行,1904—1981)与西周“毛公鼎”的那一番颇不寻常的经历,即应作如是观。

    先说“毛公鼎”。此物相传于清道光末年,由陕西岐山周原出土。全鼎器形雄浑,铸造精良,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净重34705克。其鼎口呈仰天势,半球状深腹,垂地三足皆作兽蹄,口沿竖立一对壮硕的鼎耳;整个造型规正洗练,周身纹饰素朴典雅,洋溢着一种清朗敦厚、威而不张的庄严气象。文物界公认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781)时的一件重器,所以名之曰“毛公鼎”,乃因其鼎腹内铸有32行关于“册命”毛公瘖的铭文。

    这篇铭文总计497字(一说为499字),是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篇什最长者。它完整地记述了周宣王对其臣属毛公瘖的一次重大任命,委授毛公瘖全权处置邦国事务和治理周王室,同时褒赏他金银、仪仗、车马、兵器。毛公瘖因之感恩戴德,铸鼎以纪,还嘱咐子子孙孙要永远“宝用”。考古学家郭沫若等,给了“毛公鼎”这篇铭文极高评价,认为它“皇皇钜制,辞意恢弘,抵得一篇《尚书》”,史料价值无可替代。至于那些铭文在书法艺术上的峻伟风骨,则早在民国之前,就被学者们目为“金文书法之典范”而备加推崇,以致有“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之谓。

    凡此种种,足见“毛公鼎”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珍异行列里,居拥着独特罕匹的显耀一席。

    “毛公鼎”出土后,于清咸丰二年(1852)首先由金石学家陈介祺以重金购得,悄然运回原籍山东潍县,秘不示人;陈氏病故次年,为清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之族裔复又质押于天津俄国道胜银行。入民国,有美、日商贾垂涎,欲出巨款向道胜密购。消息被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号誉虎,1881—1968)知悉,叶迅速筹资3万元,将鼎从道胜银行赎获,仍存津门。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叶氏在离津转赴香港途中,将“毛公鼎”移匿于上海寓所,交托其妾潘某保管。未久,潘为家产的处分闹起诉讼纠纷,事态危及“毛公鼎”。

    历史至此,使叶公超在不经意间,与国宝发生了一段关涉生死的机缘。叶公超(又有英文名George),祖籍广东番禺,生于江西九江,4岁丧母,10岁失怙,全赖那位后来收藏了“毛公鼎”的叔父叶恭绰抚养,才得以长大成人。1918年叶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五四运动”时,是著名的“南开救国十人团”骨干。嗣后辗转留学美、英、法,1926年秋回国。当年,便以一个尚未满23岁的文学硕士之身份,登上北大讲台,成了这所老牌高等学府建校以来最年轻的教授。其后,叶公超又曾兼过清华园、北师大和上海暨南大学的教职,还逐渐成为知识界“开一路风尚”的《新月》杂志主编之一。当时抗战事起,北平沦陷,叶公超将妻小送往美国定居,自己随同众流亡师生千里跋涉,奔向敌后,出任昆明西南联大的外文系主任。斯时,已值1939年春。一封寄自香港的快件穿山越水,交到了叶公超手上———叔父叶恭绰苍劲的笔迹赫然在目。

    叔父在信中,焦急地告诉叶公超上海的事态,说他担心潘某贪婪、撒赖,可能图谋霸占包括“毛公鼎”在内的全部财产,因此叮咛叶公超火速赴沪,代他主持诉事,一定要设法保全“毛公鼎”。叶恭绰这样写道:“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现在把此任务交付于你,不得典质,不得买卖,有朝一日,可以捐给故宫博物馆……”

    叶公超当然读得出字里行间的那份凝重。他接信后,星夜启程,赶到上海叔父的寓所,提前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保全措施。果然不出叶氏叔侄的预料,潘某是个贪得无厌又心眼狠狭的卑鄙小人,她见自己在家庭诉讼中捞不着便宜,鲸吞财产的痴望已然泡汤,竟陡萌报复之念,向当地日本宪兵队告密,指揭叶宅收藏有稀世珍宝“毛公鼎”。日人闻报,惊喜不已,立刻派兵把叶宅包围个严严实实。

    幸亏叶公超早就将“毛公鼎”妥善掩蔽起来。日本宪兵在叶宅的里里外外掘地破壁,折腾了大半天,除了搜得若干字画和两支手枪,连“毛公鼎”的影子也没捡着,气急败坏之际,便以“间谍罪”把叶公超拘捕至宪兵队,关进阴森恐怖的大牢。随即,又不分昼夜,对叶公超先后7次提审,2次鞭刑、水刑,逼其说出藏鼎的地方。殊不知,一介文弱书生叶公超,在凶寇的酷刑面前却是条硬汉子。尽管横遭毒打,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始终坚如铁石,守口如瓶。学者顾毓琇晚年追忆说,当时,叶公超曾“在狱中用香烟纸写一小条”,交给前去探望的妹妹Julia携出,托人捎到重庆,“指定本人(顾毓琇)请转告当局及友好,他已誓死不屈,大义凛然。”事实证明,叶公超的誓言不是虚伪的。

    后来,视情势渐缓,叶公超密嘱家人仿造了一个膺品缴上去,以矒敌听;又由其大哥叶子刚出面,重金具结保释。当他形容憔惨地走出日本宪兵队的牢房时,已然被整整关押了1个月零19天。

    翌年夏秋之交,藉着南下返港的机会,叶公超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毛公鼎”取出,暗道运出大陆,终于使这件珍稀国宝一度脱离了虎狼之区。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的“毛公鼎”于1946年收归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年后移去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叶公超在经历了一番与“毛公鼎”的生死风波后,心态显然有所变化。他决意应承友人的延揽,辞教从政,自此涉入外交界。1949年8月,在国民党政府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任上,叶随蒋去台,跟着又被委任过“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驻美全权大使”、“总统府资政”等职。这一切,不免作成此君一生中最可悲之处。但是,当初在那种寇焰凶狂、国宝危难的严重情境里,身为中国人,叶公超能够直面险恶,无惧强暴,舍生护卫,不让敌逞,其所表现的爱国之心与民族节操,终究可以算得上是他生平堪令世人钦重的一笔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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