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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泥鸿爪念旧事 教学相长寄后人

    时间:2021-02-05 07:43:39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一、教会中学

    1944年秋,我升入中学。当时人们都以进教会学校为荣。不同背景的教会学校教学也各有侧重,圣约翰大学着重英文,震旦大学教的是法文,同济大学则以德文见长。这些学校的附属中学以及圣芳济中学、徐汇中学、中西女中、清心女中、培成女中、圣玛利亚女中、晏摩士女中等都是从初一便开始以英语、法语、德语等授课的。每个学校都有外国老师。

    我所念的中学是欧洲天主教会办的圣芳济中学,原名圣芳济书院,英文名叫st.FrancisXavier"sCollege。在虹口校区的通称外国圣芳济,主要面向外国侨民,也就近招一些中国学生,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李宗华教授即是毕业于该校的。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校区在法租界的福熙路(今延安中路),一般叫做圣芳济中学。除了解放前的上海外,澳大利亚、港台等地都有圣芳济中学。

    除了开设国文、音乐、体育和公民课外,圣芳济中学的英语、算术、化学、物理、代数、几何、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主课都用英文讲授。我们的外籍老师是一些天主教会的修士,俗称“相公”(Brother,如BrotherPastor,Brother Vincent等),他们是德国人、法国人、匈牙利人,因为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信徒较多,当修士的也多。英语对这些老师也是外语,因此这些修士的英语带有浓厚的欧洲腔。

    高中时的英语课本主要是Charles Lamb和他姐姐Mary合编的Talesfrom Shakespeare和美国散文家Washington Irving的The Sketch Book。语法书是为印度学生编的Nesfield Grammar。当时给我们上课的中国教员中,陆佩弦先生的教学水平最高,解放后他在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以研究密尔顿闻名。另一位是童鉴青先生,解放后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

    上中学时,我对英语缺乏兴趣,对语法更是缺乏认识,特别害怕填介词的练习和考试。但我的英语书法在班上得过第一,我可以用蘸水笔摹写十七、十八世纪的花体字母。其次,每堂课几乎都有听写测验,这对我的听力和拼写很有帮助。我家中有一台美国Underwood牌的打字机,我的打字速度和正确率数十年来总是居于领先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我高中时整理的笔记本,每一个英语生词或短语居然都是自己用英文整理的。

    抗战胜利后,到处放映美国电影,有原版的,有中文字幕的,也有租的“译意风”,也就是今天从耳机里听到的同声传译。一些高班同学常去看,这对提高英语听说能力很有帮助。但我家在徐家汇,附近没有电影院,我年纪又小,去得不多。因此,我就攒钱逛书店买书而不去看电影。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后,我高二就要念完了。我们全年级同学联合起来,以准备考大学为名,把英语课给废掉了,因此我中学实际上只学了5年英语。

    从英语教学看,欧洲教会办的学校,洋人自己的语音不纯:数理化课程都用英语讲,就会影响一部分学生(包括本人)对这些课程的理解和掌握。我印象最深的是,1950年报考华北区统招时,省立上海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分别有60多名和40多名学生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而圣芳济中学只有8人,而且其中3人考取的还是外文系。直到解放后,我才明白原来这就是典型的买办教育。但后来,我又发现外交部和外贸部中的一些领导和翻译,以及高校的一些资深英语教授不少也是从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圣芳济中学、中西女中等教会学校毕业的,我才意识到教会学校也培训了一批人才。

    二、初入清华园

    一进清华园,我们就接受了老学长们宣扬的“清华园是革命家庭,外国语乃斗争武器”的革命教育。这时,我才知道外语原来是外国人在中国培养洋奴和买办的工具,如今,我们可以调转枪头,使之成为我们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武器。

    当时,学俄语的学生总觉得他们才是革命的,而我们学英语的,都是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公子小姐,思想没有他们进步。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后,我发现,党组织对那些俄语翻译们进行反修教育,大批学俄语的大学生开始改学英语专业,这时,我才也不免体会到他们当年的那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我在清华大学学了两年,1950年秋至1952年秋。老师有解放初期的海归派,比如在耶鲁大学深造过的李赋宁先生,他连续两年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翻译老师有著名的希腊文学专家和翻译家罗念生先生;口语老师是归国华侨徐锡良先生;语法课老师是老清华的杜秉正先生;俄语教师是李相崇先生和一位白俄老太太,助教为何士侯先生:教大一国文的是朱德熙先生。

    当年清华的语言教学有不少特色。首先,教学中要求最严的是写作文,不论是李赋宁先生的英语,或是朱德熙先生的大一国文,我们每两周都得写上一篇作文。李赋宁先生始终认为“英文写作是科研的最重要的基本功”。

    第二,学生听课很自由,那时清华聘请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先生给四年级学生讲“新闻学”,我这位外文系一年级的小阿弟居然也能与毕业班的学兄学姐平起平坐,毫不胆怯。

    第三,各班委会自发地举行多种口笔语并重的课外活动。如不时开展口语运动,鼓励大家操练口语;也定期编英语墙报。我没贡献多少稿子,但班委会让我负责打字。

    第四,清华已有较先进的教学设备,老师为我们录音,让我有生第一次品味到自己的蹩脚发音。我总觉得,学英语单靠老师,单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如果学生自觉操练,就会取得更好效果。

    第五,教学领导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我第一学期年幼好玩,逛王府井、踢足球、打桥牌,周末去西四天主教礼拜堂与辅仁大学的学生教徒辩论人是从猴子进化的;上课时不认真听讲,做小动作,以至脾气很好的李赋宁先生忍不住常用两个眼睛盯着我。第一学期末,系主任吴达元先生专门找我谈话,要我端正学习态度。对此,我多少有所触动,表态要用功学习。

    但后来在学习上我仍然没花太多功夫,随后就和同学们投入到谁都无法预料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去了。我先是去北京郊区敲锣打鼓地宣传抗美援朝运动。接着是参军(我第一次因家里反对,没有报名;第二次报名装甲兵部队,因高度近视而未被录取)、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我在北京和上海工作了五个月)等运动。

    三、转学北大燕园

    1952年,我们清华英语专业二年级的部分学生参加了亚太会议的翻译工作。这一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也经历了巨大的震荡。为了学习苏联的专业化办学经验,清华和交大等学校改成了理工科大学,北大和复旦等大学改成了文理科综合大学。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在开学后统统转入北京大学,与老北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西北大学的外语系学生合成一系。因为参加亚太会议,我和一些同学当时不在学校,所以我们在清华的行李都是由留校的同学代为打包搬到新北大的。

    亚太会议结束后,大部分同学上新北大报到,而我

    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为一对印度共产党夫妇当翻译。他们都是印共中央委员,女方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妇女联合会会议,学习中国的妇女工作经验。走进全国妇联的报告厅后,我很高兴见到了蔡畅、邓颖超、帅大姐等领导同志,但是会议开始后,当我翻译到街道委员会、里弄组织、结婚离婚复婚重婚,以至例假、女用卫生巾等妇女专题时,精神上彻底崩溃了。当天晚上我就向领导提出换一位女同志来翻译,我终于在12月份回到北京大学报到,回到了我最后一年半的学生生活。

    返校后,学校通知我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甲班学习,我非常高兴,因为甲班的程度略高于乙班。不久,期末考试,成绩还居中游。我在三、四年级的班主任分别为俞大綑先生和赵诏熊先生,翻译老师为潘家洵先生和张谷若先生,报刊选读由钱学熙先生教,口语老师为美籍华侨伍鸿声先生教,课外阅读为徐华樑先生教。我的选修课程主要有王瑶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王铁崖先生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以及马列主义等课程。

    我在北京大学的最大收获是明确了学生的职责。我1952年7月入党,先后担任台校后的中西俄党支部的宣传干事、中西俄团总支委员、西语系团总支书记,思想上我一直认为革命工作最重要,因此对学习不重视。来自原燕京大学的女生给我起了一个外号“fooling”,取fooling around之意,即到处晃荡,不务正业。

    在北大西语系教授中,俞大絪先生的精读课在国内享有盛名,不时有兄弟院校的老师前来观摩听课。教材是从苏联引进的The Advanced English。俞先生对activewords的处理摆脱了传统的词汇教学法,而是让我们当堂用口语就一定量的活用词编成一个完整的情节或连贯的描述,可以说她早就具有语篇语言学的思想了。

    李赋宁先生来北大后已不在我班任教,可对我的学业仍非常关心。在四上的时候,他在路上碰到我,要我把我的全部作文拿到他家,返回时给我如下的评语:“文章优点是思想内容充实丰富,表现手法含蓄有力,以‘小东西’一篇为最精彩。缺点是文章尚不够流畅自然轻松,主要原因是对英语掌握尚不够好,应努力多读、多学有用的phrases和idioms,尤其是注意这些正确用法,要学会用得恰当自然,多注意文字的语气,多朗诵好文章,学习好文章的流畅。李赋宁。”

    1954年,我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了部队工作,而19年后,即1972年底,我又重新回到了北大西语系工作。在1973年的春季学期中,我正式参加了邓懿先生领导的教学小组,对象以陆军学员为主。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离校后,我调入吴柱存、邓懿两位教授牵头的教学小组,学生为越南外贸部派来的进修干部。我负责听力教学。教学内容为VOA和BBC的新闻广播。我把录下的材料转成文字,我在中学时练就的听写功夫还用得上。有听不清楚的,请美籍老专家温德(Robert Winter)先生审核把关。此外,我为学生找到了有关日常生活、商务、科技等系列听力材料,颇受越南学生欢迎。我从事听力课教学的主要体会就是多听,听不同内容的材料,不光听英美人讲的英语,也要听印度人、欧洲人、阿拉伯人、非洲人讲的英语:最好不带耳机,顶着噪音听。

    1975年把越南留学生送走,我开始挑重担了,担任1975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小组长,直到他们三年毕业。教学任务不重,因为学生是从ABC学起的。但如何应付“四人帮”追随者无时无刻的监督和上纲上线,这却需要智慧和耐心。这里不一一赘述。

    从教学看,我认为三年一贯制的教学小组有可取之处,如师生关系融洽,老师了解学生,教学中常能对症下药;对老师比较公平,每个老师都有机会从基础阶段教到高年级。但这种组合也存在很大弊病,学生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老师,不能从不同老师的长处获益。其次,由于起点是一样的,人们往往要求同样的进度和效果,在那个时代特别要求“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以最好的最有经验的老师教最差的学生,从教学的投入和产出来看,这是否合算,可以讨论。

    1978年,我考取教育部第一次选派中青年老师出国的进修名额,次年2月,我告别了相处将近3年的1975级工农兵学员,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学习,从此开始了我教学生涯的新的航程。

    四、出国进修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已发现“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教师队伍的断层。有的老教师在运动中含怨而死,有的已临退休年龄,有的政治问题尚未搞清,因此自1973年起每年派遣工农兵学员或年轻教师出国,短则数月,长则两年。由于他们底子较差,回来开不了专业课,因此在1978年初教育部改派中青年教员出国,但要经过全国考试选拔。有的老讲师怕考不上有碍脸面,没有报名。我则自认水平不行,需要学习,考了再说。这样,我被编入去澳大利亚学习的一组。去澳大利亚的原本有十人,但临行时有一位因肝炎未能成行。这9人分别是杜瑞清、侯维瑞、胡文仲、胡壮麟、黄源深、龙日金、钱佼如、王国福和杨潮光,我们于1979年2月21日离京。

    临出国前,我们在北京语言学院集训,统一了出国学习的认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胡文仲是领队,我是党小组长。在集训时小组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进修,学习外语主要深入社会生活,与澳大利亚人打成一片,才能提高口语能力;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完全按当地大学的要求,听各种课,把学位拿到手。这样,我们回国后能接老先生的班;其次,我们都是40岁左右的人,以前没有机会念学位,不抓住这次机会,以后不再有机会了。讨论的结果,大部分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但会议不做决定,是否念学位由各人自己考虑决定。事后证明,每个人都拿到了学位,回国后开设各种课程,成为所在学校的教学骨干。

    由于中国长期闭关,外国学者对中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很不了解。我和西南师范大学的龙日金和北京经贸大学的杨潮光情况好一些,因为我们主修在语言学系,而语言学系的系主任韩礼德(M.A.K.Haliday)曾是罗常培和王力的学生,对中国比较了解,同意我们攻读硕士学位。但在英语系的几位碰到了一些困难,最初英语系不让他们念学位,只能选本科生四年级的课。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中国学生的语言水平、文学修养、理论水平并不比澳大利亚本国学生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留学生水平差,因此在第二个学期他们就补办了攻读学位的手续。

    澳大利亚的大学教育制度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例如,他们的本科分三年制和四年制。前者成绩合格,不写论文可获得B.A.(Pass)的学位,后者需多修学分和完成毕业论文,获得B.A.(Honours)的学位。硕士生培养也是如此,获B.A.(Pass)者可以攻读M.A.(Pass)学位,获B.A.(Honours)者可以攻读M.A.(Honours)学位。如果有B.A.(Pass)学位者,日后想攻读M.A.(Honours)的,只要

    把少修的课程和未写的论文补上,即可申请。相比之下,我们的学位制度比较死板,时间也长,硕士学位要2年半至3年。

    从开设的课程来看,中国大学当时还停留在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但悉尼大学给英语系开设的课程有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文体学、文学批评等:语言学系的课程有普通语言学、功能语法、翻译理论、英语变体、对比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课程。

    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教师在堂上讲课,每门课至少一个学期。悉尼大学则强调采用“讲习班”的形式,以学生为主体,每个学生要负责准备一两个题目向同学介绍或汇报,然后全班讨论,最后由教师总结,处理疑难问题。每门课都要交两篇课程论文。作为每门课的参与者,你会发现每门课都是阅读课(如每门文学课都要求学生每周阅读一部小说;语言学课要看参考书籍),每门课都是听力课(你要听懂老师讲课和同学发言),每门课都是口语课(你要参加讨论、发表意见),每门课都是写作课(你要学会记笔记和写论文)。

    结合在此期间派往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进修教师的经验,我认为:教育部自1980年起派中青年教师出国对外语界来说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它表现在:(1)充分体现了党的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使“臭老九”有机会出国。(2)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教师,为日后接班工作奠定基础。(3)整个选拔工作是在全国公开进行报名和考试下进行的,保障了出国人员的质量。(4)自八十年代后,我国英语教学才开始逐渐与国际接轨。

    五、教学与行政

    多数教师都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一对矛盾。业务好的人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教学和研究方面,对于行政工作不内行,也不专业,对行政工作大都采取回避态度。这一问题在北大英语系尤其突出。对于辅导员和系主任等行政职务,教员能推就推。但是,行政工作毕竟还需要有人来做。因此,有些教员只好牺牲自己的专业发展来承担一些行政职务。为了公平起见,北大英语系在职称评定方面做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教学建设(教学任务),二是学科建设(学术带头人),三是行政建设。对教师晋升职称要做综合评定。这样对于担任行政职务的老师来说,相对比较公允些。在专业建设方面,系主任要强调专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根据个人兴趣有所偏颇。北大英语专业的文学传统和特长不能丢,但语言学专业也要进一步加强。

    我担任系主任期间,对于文学、语言学以及大学教学等三大片都做了一定的工作。期间,陶洁老师编写了美国文学教材:在大学英语教学方面,我们成立了大学外语教研室和研究生教研室,并积极从英语系的硕士毕业生中来补充教员,提高大外的教学质量。八十年代后期,我们的大学外语教学在全国还是比较领先的。

    六、研究生培养

    1981—1982年,北大西语系的第一批博导在招收学生方面都太保守。他们一开始对报考的学生都不满意,都没有招到自己的学生。后来,国务院规定,如果博导三年内不招生,就要取消其博导资格,这样他们才开始招生。当然,高要求是件好事,但也要顾及到中国的现实情况。相对来讲,现在的博导资格又过于冒进。有的博导自己都没有写过文章,他们如何能够指导博士生做研究。

    按规定,北大的博导都是一年招收一个或两个博士生,或者按照自己的水平来安排招生。现在博士生做研究的外部环境也比较好,参考资料多,国际会议也比较多。我希望大家能充分利用好现在的便利资源。

    研究生培养方面,我觉得,现在的研究生在工作方面考虑的比较多。我希望博士生要进一步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大学体制对研究生的要求是以研究为先,要做好真正做学问的各种准备。记得我的导师韩礼德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这样回应过:你们不要给我提问题,自己要学会解决问题。学生在讨论和争议中可以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对于研究方向和选修课程的关系,我将在近期的北大外院的“语言学沙龙”上作专题报告。

    对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上,各个国家也不一样。英国比较强调depth(深度):研究生自己看书,参加Seminar(研讨会),摸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使自己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美国对研究生的培养在于“广”,知识面要广些。

    七、“英语并不仅仅是工具”

    我对中国的英语教育有自己的看法,我比较反对1986—1987年提出“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方案,其基本观点就是“英语仅仅是工具”。复台型人才就是要求学生学习第二专业,经济或旅游等热门专业。对此我当时只能服从,但不苟同。我认为每一个专业都有其特定的内涵,英语专业照样可以培养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

    1986—1987年,英语界的有些老师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主要原因是社会上对英语专业的需求所致,仅是从就业的角度上来考虑英语教学,结果就会打乱英语教学的内部规律,导致学生的语言基础不好,培养出“四不像”的人来。在培养学生兴趣和拓展知识面方面,学校可以为学生创造条件,让学生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专业课程,修满8~10个学分就可以了。而不能硬性要求学生去修其他专业的课程,不能给学生“指腹为婚”。由于外语界顶不住当时的外界压力,为了学生的就业,调整学生的专业显得过于随意。

    从英语专业内部来说,我一直反对这一做法,不能只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来看外语学科的发展,应该提倡多元培养,李赋宁先生也意识到文学和语言学要互补发展。另外,在学科发展方面,更不能把政治纠缠进去。

    现在英语界的一些老师也开始提倡“通识教育”,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北大出版社也陆续推出英语专业的教材,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听说读写译。这一认识的转变经历了20年才得以完成,可谓来之不易。

    21世纪的英语教学,应该是文学和语言学并举的时期,两者不可或缺,不可偏颇。

    八、北大英语系语言学的发展史

    北大英语系的传统是以文学为先。最先开语言学课程的是姜望琪老师。姜老师是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北大本科毕业后去了英国爱丁堡罗大学读了个英语硕士,1980年底回国任教,比我早半年开设了语言学课程。1981年,我开设了应用语言学课程。

    当时老先生给硕士生开课很少,我回国后陆续给硕士生开了应用语言学和语言学等课程。1984年祝畹瑾老师回国开设了社会语言学课程。在硕士生培养方案中,我要开英语语言学流派、应用语言学,最多轮流开了四门课。从专业角度来看,我是不大专,但当时的形势要求我要广博,要博而不专。

    后来,王逢鑫老师也从大外教研室进入了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高一虹和钱军也博士毕业。这样,语言学的课程开得就比较多,有祝畹瑾老师的社会语言学,申丹老师的文体学,高一虹的教学法,我自己只保留了3门课。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北大英语系语言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培养的博士生也比较多。我从1984年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1985年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在北大培养了9名博士生,在北师大培养了10名博士生,共培养了19名博士。

    对博士生的培养,我态度比较开放,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来指导,在学问和做人方面进行全面指导。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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