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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罗家伦在北京大学

    时间:2021-02-05 07:43:56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1897年,父亲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书香家庭。当时内地还缺少新式学校,所以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是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和数学。17岁时,他考入上海复旦公学高中部,学习三年,知识大增,1917年夏成功地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当时学制分预科3年,本科3年),主修外文。入学时间正巧就是蔡元培上任的那一年。

    不满20岁的父亲踏进了生气蓬勃的北大校园,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和平共处。他很快地结识了一批趣味相投的同学,课外一同切磋学问,议论时局。一些教授对国学根基较深的学生很表器重,也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讨论。年轻的胡适刚回国任教,他的住所便是学生们聚谈的地方之一。父亲曾回忆说:“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父亲与一些外文程度较好的同学,还有阅读外文新书的兴趣和习惯。北大图书馆原已有很丰富的中文经典古籍,又不断订购大量国内和国外的新书、报纸及期刊,包括美国的NEW REPUBLIC、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英国的讽刺月刊PUNCH等等,供给学生阅览。

    当时由北大教授主编的刊物有《新青年》、《国故》、《每周评论》等等。1917年初《新青年》连续登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展开了新旧文学的论战,引起了校内和校外热烈的响应。父亲进入北大不久便试向《新青年》投稿。1918年元月号首次刊出他的《青年学生》,是一篇用文言写的评论,对当时的学风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特别指出许多青年求学缺乏目标和溺于早婚的流弊。

    这时一些北大的高年级学生,深切体会到西方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感到自己也应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于是二十多人在1918年11月发起成立了新潮社,次年元月一日出版了《新潮》第1期。杂志的中文名字出自父亲的建议,标识是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文义,革新的文词”来探讨各种课题。这个学生社团的组成和期刊的出版,曾得到蔡元培校长及文科陈独秀学长的赞助,用的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拨的房间,顾问则是胡适教授。创刊号一炮放出,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共鸣与支持。第1期至第5期的总编辑是傅斯年,编辑是父亲。两人具有很好的国学基础,又正年轻气盛,因而在编辑方面大刀阔斧,撰写文章下笔千言,不留情面,使杂志的形象新颖生动,也为白话文创作树立了良好的模式。

    父亲在《新潮》第1卷的5期中总共发表13篇文章。其中有3篇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界的各种现象,作出尖锐的批评,也提出了一些积极性的建议,充分显出了青年学生对革新现状的热忱与胆量。所引起的反响之一,是当时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的一系列改革,使该馆所出版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逐一呈现了新的面目。

    在《新潮》创刊后的第2期上,父亲正式加入了方兴未艾的文学论战,发表了一篇《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他先从西方学说中探讨“文学”的定义,进而向中国文学传统挑战,并提倡“能表现和批评人生,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像,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与艺术的文字组织”,用来表现新时代的生活和思想。同年5月号他又发表了一篇更长的《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使出浑身解数逐段举例来驳斥留学英国的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对胡适和陈独秀的猛烈攻击。另外也提出了他个人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的看法,认为:(一)艺术是为人生而有的,人生不是为艺术而有的;(二)要承认时代的价值:在这个时代就应当做这个时代的人,说这个时代的话;(三)应该注重世界文学的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乃是与世界文学接触的结果。是年6月,父亲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发表。

    1919年秋傅斯年出国留学,父亲独立承担了《新潮》的编辑工作,并在第2卷的5期中发表了22篇文章,包括不少对当时学术界及一般社会弊病的抨击。最长而严肃的一篇《妇女解放》,除了分析西方的潮流、学理和中国实况外,并大声疾呼要通过教育、职业和儿童公育三个步骤来实现真正的妇女自我解放和独立。

    1919年春,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应邀访华,在北大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演讲。从那时起父亲的兴趣开始转向思想史和哲学的领域。他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一文中追踪西方思想的演变,肯定了思想自由所导致的科学精神,并提出“首先改革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谋民治的发展”和“苟主张思想自由,则不能不以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感情,作真理的牺牲”。这个信念,主要来自他当时翻译柏雷(J.B.BURY)的《思想自由史》(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的心得。1920年杜威在北大长期讲学,每次演讲由胡适口译,父亲则是担任笔记的学生之一。《新潮》第1卷第1、2期也登载过两篇父亲介绍杜威专著的文章。1922年父亲在美国哥伦比亚选修杜威的课程时,特别写了一篇详细报道,介绍教授的新著《哲学改造》,寄回北大,在《新潮》第3卷第2期《世界名著介紹特号》中刊出。

    从父亲在北大三年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追溯出他的思想和兴趣的源流。他坚信白话文学的价值,毕生用语体文写作,并建立了生动优雅的体裁。他拥护新文化运动,主张用西方进步的思想来改革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他虽不是学科学的人,但是认同科学方法,并深信理性必须战胜权威,才能导致“民治与科学同时并进”。

    十余年后父亲回顾《新潮》说:“这个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的风行,初版只印一千份,不到十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个月又是三版了,三版又印了三千份。以后亚东书局拿去印成合订本,又是三千份。以一部学生做的杂志,突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他个人则认为“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些”。他对自己文章的评价是:“有些文字,现在看过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对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些的。”据说当时北洋系统大总统徐世昌认为《新潮》作者们批评国故大逆不道,要教育总长傅增湘示意蔡校长向学生施以压力。但蔡元培校长坚持不肯,维护了大学不受政治干涉的原则,也因而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敬仰。

    父亲在北大参加的学生活动中,与新潮社有同等历史意义的,应是1919年5月开始的一连串救亡抗议行动。在前一年(1918)的春天,段祺瑞政府正与日本协商密约,一批留日学生在东京示威反对,并毅然回国到各地演说,唤醒民众。在北大的集会讨论时,父亲提议采取实际行动,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停止出卖中国的主权,于是发生了5月21日的各校两千多名学生的游行和新华门请愿事件。此次的行动,得到了天津、上海等地学生和商人的响应,一度引起了蔡元培辞职的风波,也促使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国民杂志社等学生团体的产生,不啻为次年5月4日大型运动的前奏。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便商议对策,决定由北京各大学学生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发难。可是5月3日山东问题失败,大家决议改于次日在天安门集合游行。当晚各校代表在大会中推举了罗家伦、江绍原和张廷济为总代表,并由父亲起草宣言,印了五万份准备分发。

    5月4日发生的事件以及事后的各种反响,已有很详细的记载和分析。父亲罗家伦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可以从他的口述回忆列表中看出大概。

    5月3日———晚上到学生银行取款买布做旗子。起草宣言,参加预备会议被选为总代表之一。

    5月4日———上午协助准备英文备忘录。下午在天安门游行后,与江绍原进入东交民巷,向美、英等公使馆递交备忘录。到曹汝霖住宅示威。晚参加会议决定次日北京各校一律罢课。到各报馆解释风潮原委。

    5月5日———罢课开始。上午参加各校代表集会组织“联合会”。下午在北京大专学校全体学生集会中报告前夜联络新闻界结果。

    5月6日———蔡元培及各大专校长晚上召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商议5月7日停止罢课,政府保证释放被捕学生。罗与其他同学连夜赶赴附近各宿舍及学生公寓,通知复课决定。

    5月7日———北大复课,蔡校长辞职离京。

    5月15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

    5月1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决议反日总罢课。

    5月26日———《星期评论》发表父亲著(笔名“毅”)《五四运动的精神》。

    5月底———全国学生会在上海成立,策划各地学生公开演讲反日。

    6月3日———北京大批学生被捕,父亲与狄膺同往监禁处探望。

    6月4日———拍电报将学生被捕消息传至上海,路上受到跟踪。

    6月5日———上海罢市,其他城市响应。政府决定释放学生。

    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

    7月中旬———北洋政府策动少数北大学生及投考新生,意在控制学生会以抵制蔡元培返校。北大学生会会员发现后将被收买的学生捉住私自审判。

    7月18日———北洋政府逮捕学生会会员二十多人。名律师刘崇祐为学生义务辩护。父亲以学生会代表身份与刘接洽,并协助写状。

    9月初———受学生会派赴杭州迎接蔡校长返回北大。

    11月———继傅斯年任《新潮》主编。

    年底———政府下令逮捕父亲。学生会派父亲与张国焘偷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

    1920年2月———从上海返校。

    5月1日———在《新潮》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与将来应取的方针》。

    5月4日———主编北京《晨报》《五四周年专号》出版。

    父亲笔下的“五四”宣言,充分流露出当时青年的正义感和救国的热忱,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三周后他写了《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最早诠释“五四”精神的文章,它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三种“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的精神:(一)学生牺牲的精神,(二)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民族自决的精神。1935年胡适在《纪念五四》一文中,不仅录引了当年的学生宣言,也摘抄了以上“五四”精神的定义。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神》这篇文章发表在北洋政府拒签巴黎和约及撤换亲日官员之前,“这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但胡适写此文时,尚不知该两文的作者就是他的学生罗家伦。

    在毕业以前,父亲曾担任过蔡校长在校内设立的国史编纂处助理,也参加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公益活动,又承担了翻译两本英文书的工作(一本是PAUL REINSCH著THE FUNDAMENTALS OF GOVERNMENT,中文译名《平民政治的基本原则》,另一本是前面提过的《思想自由史》)。此外还在校外几家报纸担任过通讯员,赚取稿费以贴补生活。这样忙碌的学生生涯,再加上一年的纷乱不安,使父亲的学业难免受到影响。在离校前发表的万余字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与将来应取的方针》中,不难看出他的观察和见解较前成熟。在重申一年前对“五四”精神的评估时,他认为“五四”长远的影响应是:(一)思想改革的促进,(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民众势力的发展。反顾此后数十年中的变迁,这个结论的预言性是很值得玩味的。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父亲所指的“五四”是1919年他所亲见、参与和察觉的一连串自发性活动,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和许多当时北大师生的认知雷同。他分析学生运动的弱点时指出三种现象:(一)“学生万能”的观念所导致的无力感,(二)长期荒废学业引起的疲乏感,(三)思想贫乏导致行动趋向形式化。他进一步用了很长的篇幅,剖析了当时学生领导社会运动的许多困难,并认为最终的原因是文化基础的薄弱;将来应取的方针,必须要结合社会、经济和思想各方面的建设。而青年学子的责任,除了关怀社会以外,是要“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才能创造新的现代中国文化。“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这个信念,就是父亲毕业后选择了留学途径的动机,也是他后来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时坚守的原则。

    1920年秋,父亲和四个北大应届毕业生得到蔡校长的推荐和企业家穆藕初基金的资助,分别启程到美、英、德、法各国留学。

    父亲在美、英、法、德等国深造了6年。1926年回国前曾一度希望回馈母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但事与愿违,返国后仅先后在东南大学及武汉大学短期任教。从1927年至1941年,则连续担任了中央政治学校、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三个教育行政职务。这三个学校的性质,以及父亲在三校所负的任务虽然有别,但是北大精神的熏陶和蔡元培校长的感召可以从三方面明显地看出。

    (一)在延聘师资方面,父亲坚守了不分派系、地域,不讲情面,广罗人才,礼贤下士的原则和作风。

    (二)父亲承继了蔡元培所强调的大学教育宗旨,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的机关”,更进一步提出大学应有的使命:“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三)關于大学校长的责任,父亲一到中大便宣称:“我认为办理大学不仅是来办理一个大学普通的行政事务而已,一定要把一个大学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个新的精神,养成一个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民族的使命。”为此他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与全体师生互相勉励,同时除了鼓励校内举办各种学术演讲及活动外,自己也经常就国际局势、民族、文化、人生观等题目对学生演说。

    由以上所述三点,可以看出“五四”前后的北大环境,长远地影响了父亲的信念、经历和事业。而与北大师友们数十年的交往,也构成了他一生最可贵的记忆。

    蔡元培校长是父亲最敬爱的长者,对他的感召也最深远。1919年秋父亲曾代表北大同学到杭州迎接校长返校。1921年在美国,父亲和其他校友则负责接待与安排蔡元培访美的各种活动。1924年至1925年间师生二人同在德国,见面机会虽不多,却时常通信互述关怀并交换读书心得。那时北大处于军阀盘踞的华北,百废待举,而老校长滞留海外不愿同流合污。父亲和傅斯年等学生对此关心备至,分别敦劝蔡元培返校,重振北大声望。蔡元培给罗、傅二人的复信则详述他对救国的看法及专心研究与著述的决心。师生间心心相印,可见一斑。

    1926年蔡、罗二人相继返国。此后虽不同在一地,却联络不断,仅父亲保存的信函,便有36封之多。1927年父亲结婚,特请尊敬的校长福证。1929年父亲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推荐有密切的关系。1936年蔡元培年事已高,身体渐衰。在他70寿辰之前,一批旧日同事与学生(包括父亲在内),鉴于老人劳瘁一生,尚无栖息安身之所,发起集资在上海买了一所住宅,供他“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献寿的信由胡适起草,交王世杰(北大教授)和罗家伦、段锡朋、陈宝锷(北大学生)修改后,以几百个朋友学生的名义面呈。蔡元培经过了三个多月的考虑后,终于接受了众人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私的公民”的敬意。这个举动,十足地显出了北大学风中的亲爱精诚。1940年蔡元培逝世的消息传到重庆,父亲悲伤之余,写了《伟大与崇高》一文纪念这位“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颂扬他“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联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身,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

    “五四”时期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对新潮社社员的影响很深,对学生办杂志亦极力赞助。父亲毕业后与陈独秀离别数年,但返国后曾前往狱中探望,关系不断。陈独秀写杜甫诗赠与父亲的墨宝有一条行书七绝,另外有7封信函,多半与狱中托借书有关。一函中所提“昨畅谈甚快”,亦证明师生情谊不渝。

    父亲在北大三年中接触最多的师长,可能要推年轻的胡适教授。父亲除了在学业方面的请益问教外,曾被他派做杜威演讲的笔记工作,也共同译过易卜生的剧本。“五四”一周年父亲为《晨报》编辑专刊时,曾央请胡适写文章,为“旁皇过路”的学生“拿出正当的主张出来,做一个灯塔”。在美国留学期间,父亲经常收到胡适寄赠的《努力》周报,自己也曾投寄过一些新诗给这份胡适主编的刊物。后来在欧洲,父亲曾为自身的经济问题和同学何思源的困境向胡适求助。1925年父亲在伦敦为“五卅”事件奔走时,曾将胡适及丁文江等人联合发表的英文通电印了三万份分发给英国各界,用以代表中国知识界的抗议呼声。

    父亲回国后的数十年中,很少与胡适同在一地工作,但是遇有机会相聚,总会重温北大时代的情谊。1945年底父亲率领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伦敦召开的筹备大会。父亲作为团员之一,与胡适同住一个旅馆,朝夕相处有四周之久。其间曾参加牛津大学颁赠胡适荣誉学位典礼,并曾长谈北大事。父亲又将当时胡适口述出使美国时的一些内幕记录下来,保存了一份第一手资料。

    1952年底胡适访问台湾,师生又久别重逢。在胡适62岁生日(12月15日)那天,父亲从史库中找出胡适中学时代写的一批作品送呈祝寿,并向新闻界介绍这些用极通俗的白话写的传记、小说、时评和论说,当年发表在中国公学办的《竞业旬报》上,从而可以看出少年胡适的新思想。

    北大的师长中与父亲有长期交谊的还有蒋梦麟、顾孟余、朱家骅、沈尹默、陈大齐、樊际昌等人。各人的專长和事业虽不同,但父亲对他们的尊敬和关怀都持久不渝。他为蒋梦麟的《西潮》作序,推崇它“是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这里面包涵晶莹的智慧,不只是从学问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五年后蒋梦麟去世,父亲应治丧委员会之请写了一篇短篇的传略,介绍他“思想的渊源,事功的推进,对于近代文化演进的认识,与临危不屈、临难不苟的精神”,并在第一段中声明:“此篇还是用语体文写成,惟恐先生英灵暗笑这‘五四’时代的北大老学生没有长进。”

    1963年朱家骅去世时,父亲正在国外开会,但四天内便发表了一篇题为《朱骝先(朱家骅)先生的事迹和行谊》,述及1917年在北大选修朱氏的德文课和同在柏林当留学生时的乐趣。师生的气度和风格,就是早期北大传统的表现。

    沈尹默在国学、诗词和书法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所以父亲自从进入北大开始,由于兴趣相近而与他建立了长期的“文友”关系。抗战时期二人同在重庆,常在一起讨论共同所好。父亲除常观摩沈氏挥毫外,也爱收藏他的墨宝,其中有一幅谢稚柳画的工笔花鸟,由沈尹默题上父亲的一首诗,构成一件诗书画三结合的珍贵纪念品。

    父亲在北大的另一收获是交结到许多终身挚友。他们不同科系,或不同年级,在校一同讨论学问,倾诉抱负,互相帮助,情同兄弟。毕业以后仍然互相关心,不断维持精神或实质上的支援。父亲在出国前致胡适的一封信中,即为顾颉刚请求说:“颉刚的旧学根底,和他的忍耐和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以后父亲到清华大学曾邀请顾颉刚任教未成,终于在中央大学时聘请到他担任历史系教授。抗战时期顾颉刚改业从事民众文艺出版工作,也获得老友有力的协助。现存罗致顾的长信一封和顾致罗的13封信,全部有关彼此的治学计划、心得与困境,也提供了二人在北大期间所建立的友情与共识。

    与父亲在北大同窗而且同时在欧美留学的,有冯友兰、杨振声、傅斯年、段锡朋、何思源、狄膺、毛子水、周炳琳、汪敬熙等多人。后来又多半同在教育界服务,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其中与傅斯年(孟真)和段锡朋(书贻)的交谊最为深挚。傅、段二人在壮年时相继病故,对父亲打击深重,他直率地说:“在朋友之中,我与傅孟真最亲切,可是傅孟真最佩服的是书贻,孟真是对的!”父亲生动地勾描出在北大时与段、傅二位同学结交的经过,对他们的学术旨趣、性格、为人、事业等方面,均有深刻的认识。他称道段氏是“亦儒亦墨亦真诚,远识高标两绝伦”,更叹惜他不能一展抱负两袖清风而去。

    在父亲罗家伦的心路历程中,他的“北大经验”永远是活的教训。1958年北大60周年纪念时,他特为写了一篇《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再度推重老校长所创始的独特学风,并强调“北大精神”的文化价值。1967年父亲在病逝前两年的5月还发表了《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一文,重申他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评估。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总之,我曾深切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选自《罗家伦与张维帧:我的父亲母亲》/罗久芳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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