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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天自云黄金树

    时间:2021-02-05 07:44:51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歌德 中秋月夜

    1943年冬天,云贵高原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

    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舍的土围墙里,一条黄泥小路,穿过几幢土墙洋铁皮屋顶的课室。路旁一丛丛白色淡红色的波斯菊,比人肩膀高,她们朴素、宁静,没有诱惑人的鲜艳,寂寞地陪着这些简陋的房子。但在贫穷的联大校舍里,她们就是很漂亮的装饰了。

    在一个课室里,冯至教授正在讲《歌德》。他穿着蓝布大褂,戴着近视眼镜,脸方正,身子也宽大,声音沉稳、安详。他引导着听讲的人们进入一个遥远的诗的世界。

    课室里坐着的有选修《歌德》的联大外文系同学,也有不少人是慕名来旁听的。坐在冯先生对面的是一位奇特人物。他个子瘦小,看样子四十岁上下,也穿着蓝布大褂,但是打了补钉。进课室后,拿下头上破了边的大草帽,顺手放在墙角,坐下来就专心听讲,一动不动,更不看旁人一眼。我也是旁听的,第一次来,只能说是来领略一点诗意。下课后,我看着那顶破草帽在前面走,听到旁边人说,他就是沈有鼎。大名鼎鼎的哲学教授,中国形而上学研究专家。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冯至先生。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哲学家。哲学家那么认真地来听文学家的课,恐怕是西南联大浓厚的学术研究风气独有的风景。这也说明冯至教授这门课的吸引力。

    后来我参加了联大新诗社,闻一多先生是导师。新诗社的社员们常常在一起聚会,互相传阅自己的习作,认真讨论诗的优缺点。闻先生不时来参加。有时开朗诵会,我们也去找冯至先生。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冯先生特别和蔼,很愿意接近学生。他指点我该读哪些书,并且不用我开口借,就把他的书借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书是他的宝贝,当时要找一本好书是很不容易的)于是我就从冯先生手里拿到好些世界名著,如纪德的《地粮》、尼采的《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和歌德、里尔克的作品.等等。我心中出现了一个广阔的宇宙,在其中我接触到许多有大智慧的人和崇高的理想。这些书中的世界和我生活的现实世界有相同的东西,也有很不一样的东西,它引导我去追求一个美的幻景。而我把冯先生也当作一本大书。他给予我的和我在课堂里学到的不一样,但更有吸引力。

    那时他住在一家老百姓的小院子里,是租的,十分窄小简陋,离联大新校舍不远。以前为了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住在远郊区的山林里,那儿有树林,有弯弯曲曲的小路,有鸟儿说话、唱歌。冯先生在那里可以冥思遐想,和大自然融为一体。那些十四行诗就是诗人与自然的对话。那时候他穷得跟林中的鸟儿差不多,肥皂箱就是难得的书柜,晚上点灯都成问题。可是这些诗写得那么明净、坦然、洒脱,超越时空,淡泊、宁静,不为物扰。这就是冯至。

    冯先生是名教授、大诗人,他又是那么敦厚、慈祥、亲切。他说话不多,似乎和他坐在一起,一些道理你自然就明白了,我连“诲人不倦”的味道也没尝到过。后来和师母姚可昆接触多了,觉得师母很好,我又特别喜欢小孩,小妹妹冯姚平很可爱,我便喜欢这一家人了。

    1944年中秋,新诗社的社员们商量,要过一个又高兴又有意思的节日。想来想去,想到了联大后面铁路边的“英国花园”。那是个荒芜了的园子。离联大不到1公里,长着很多大树。树林围着过去的主人设置的蔷薇花架,旁边都是草地,可以躺着看书,看蓝天上白云飘,老鹰悠闲地在高空中盘旋。这是难得的一块好地方。主人不知是谁,也无从考证,大概和英国人有关系吧。除我们十多个同学之外,决定邀请闻一多、冯至两位老师和他们的孩子同我们一起过中秋节。

    黄昏后,我和几个同学去冯先生家,陪他们到英国花园。沿着联大后面的铁轨,踩着碎石,经过许多乱坟堆,终于进入柏树林中的空地。看到大家都来齐了,挨着蔷薇花架,围坐在草地上。一张白布上面放着月饼、花生和昆明特产、清甜肉嫩的宝珠梨。闻一多先生坐_存一张铺着老虎皮的椅子上,也不知道是哪个同学给弄来的,大大增加了过节的气氛。乌鸦一批批回巢,聒噪着,在树上为我们助兴。

    圆圆的月亮从浮云中探出头来,光照大地。架上盛开着浓密的蔷薇花,雪白的、粉红的、她们比白天更美、更幽静,也更有诗意。冯至先生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和闻先生耳语。宣布朗诵会开始,请冯先生讲话。冯先生推辞,请闻先生说,闻先生便站起来,对着明月,用诗一样的语言,和我们谈诗,谈诗和人民和观实生活的关系。月亮和柏树倾听着诗人好听的声音,像大提琴的和弦,它们会记得这不朽的声音的。冯先生没讲话,他谦虚地请大家说。于是朗诵会开始,大家一个个站起来朗诵自己的习作,伴着掌声笑声,我们尽情享受大自然给予的美好景色。

    闻先生的小女儿闻惠,也朗诵了自己的诗:我想把天空打个洞,看它背后是什么?

    大家高兴地为小诗人鼓掌。

    “一二·一运动”《招魂》

    当时日寇已占据中国半壁河山,物价天天飞涨,联大师生过的是极为艰难的日子。这样的欢乐时刻对我们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冯先生一家每周规定只买四两肉(合今天的二两五钱),切成细丝,炒好了分着拌蔬菜吃,而且师母规定只是姚平和冯先生有份。冯先生穿的大褂,是“礼服”,只上课或外出开会时穿,回到家立刻就脱下高挂起来。姚平写作文还描写过爸爸的衣着,透露了教授生活的秘密。冯先生觉得很不好意思,说了女儿两句。女儿说,爹,您不是教我要诚实吗?

    联大的大门口是一个让大家深深怀念的地方。两根粗麻石块砌成的门柱,上面架一块油漆脱落的长木板,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大字,和北京解放前郊区的骡马客店差不多。我们在门外公路上,常看见衣衫破碎、瘦得皮包骨的“壮丁”,被国民党小军官用麻绳捆着双手,串成一行押解着走过,走不动就用鞭子抽,“壮丁”被打得在地上滚。我们就在这儿接受社会教育。

    大门左边,大清早摆着两三个卖豆浆的摊子。有一种昆明特产油煎鸡蛋饼,中间夹着糯米饭,饭里可加白糖,这是最好的早餐,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平时吃不起,抄钢板或者卖报拿到一点报酬时才能品尝。我看到过冯先生穿着那件蓝大褂站在摊子前边喝豆浆,沈有鼎教授的破草帽也不时出现在这里。冬天刮风,公路上尘土树叶飞扬,教授们也只好这样吃早点。

    在穷困的日子里,我们并没有被贫穷压垮。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战斗精神使我们坚强。诗,给予我们生命的活力。

    半个世纪后,我回想当年的月色和蔷薇花,敬呈冯先生一首七绝:

    佳节春城处处花,

    岭南冀北聚天涯。

    蔷薇架影诗和月,

    浩气横空惊暮鸦。

    1991年,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闻山百诗书画展”,冯先生给我用毛笔写了一首七律:

    老年记忆多疏淡,

    苦乐昆明总未忘。

    权势压人激义愤,

    贫穷伴我启思量。

    家乡久别天涯远,

    诗社结交情意长。

    放眼湖山驰幻想,

    春城四季有花香。

    臧克家、光未然、阮章竞、贺敬之、朱子奇、柳倩、郭汉城、张志民、刘征、方成等诗人和朋友,都为诗书画展题了诗,或者作了画。冯先生这首诗是整个展出的第一幅。

    冯先生在山上树林茅舍里,写出了那样充满哲理、宁静淡泊的十四行诗。1942年进城后,皖南事变,孔祥熙家的狗坐飞机,联大学生游行讨孔等等事件发生,他写不成诗了。“权势压人激义愤,贫穷伴我启思量”,他开始为报刊写抨击时弊的杂文,一篇接一篇直写到日本投降。其中还写了中篇小说《伍子胥》,又研究杜甫,深为“诗圣”所折服,为后来写《杜甫传》作了准备工作。

    1944年下半年,日寇攻陷长沙、桂林,逼近贵州,西面从缅甸入侵,占领滇西一些县城,我觉得再不能安心在学校读书了,必须打日本鬼子。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闻一多、冯至两位我最敬爱的老师,我还幼稚地想改造国民党的旧军队。闻一多先生给我用篆体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字。冯先生给我写的是:人生最重要的是决断。季平同学从军,特书作纪念。可惜这两页宝贵的字迹在“文革”中丢失了。

    我和联大两百多名同学参加了抗日战争,由昆明乘美国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汀江。本说是参加坦克部队,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但国民党害怕从“民主堡垒”出来的联大学生,我们到印度后立刻改口,把我们编成“中国远征军暂编独立汽车第一团”,连枪都不敢发给我们,还处处监视联大同学。我给闻先生和冯先生写的信,都给剪刀开了好多洞。

    抗战胜利,我回西南联大复学。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腐败独裁的学生运动狂飚卷起,联大新诗社、阳光美术会和许多进步学生社团出墙报,组织各种会议,发表争取民主的呼声。1944年10月,我赴印前新诗社曾举办过声援贫病作家、讨论诗歌发展路向的大会,何达和我会前去找了不是联大教师的楚图南先生,又请了闻一多、冯至、闻家驷等十多位教授参加。闻一多宣读致贫病作家的慰问信,信中说:“无论你们怎样受欺侮,受迫害,你们的血泪却滋养着我们对强暴的愤恨和对自由的渴望。”闻先生第一个签了名,第二个就是冯先生。大会突出地谈新诗的“人民性”,冯先生发表了诗与现实的新见解。这时他给刊物写文章就说,新诗“正在生长的途中,便有些诗糅染上矫揉造作、搔首弄姿的习气。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追溯病源,一部分由于模拟西方象征派的皮毛,一部分由于依恋旧词里狭窄的境界”。冯先生自己的诗观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5年冬,国民党阴谋打内战的祸心越加显露,西南联大等31所大中学校学生发布了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11月25日晚,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所高校在联大草坪举行时事讨论会,请钱端升等教授作报告,国民党竟然派军队到校外开枪恐吓,第二天中央社却说是“西郊匪警,昨夜枪声”,无耻造谣,诬蔑教授学生。因此西南联大同学联合全市学校罢课抗议,联大还召集了教授开会,发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教授和学生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闻一多、冯至教授站在斗争行列第一线。联大同学上街宣传,说明事实真相,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全市沸腾。国民党反动派又怕又怒。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喊叫:“学生们有言论自由,我就有开枪自由!”

    12月1日上午,军官总队一百多人涌到西南联大新校舍大门外,要往里冲。同学们关紧大门,搬黑板课桌椅子顶住门板。他们在外面撞门,还用砖头石块往里砸。我听到喊声从宿舍往大门跑,大家头上顶着脸盆、手拿棍棒,守着大门。砖头石块从墙外飞来,我们校舍里面连砖块都找不到,只能捡扔过来的石头往外扔。反动军人几次掩门,把门板撞破了,但是进不来,在墙外喊叫。忽然一声爆炸.外面乱哄哄一阵子,暴徒才撤走。后来知道是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看见军官要往校内扔手榴弹,上前阻止,被炸死。如果手榴弹扔进来,就不知有多少人要牺牲。

    联大师范学院同时被大群特务围攻。联大同学潘琰、李鲁连被手榴弹、刺刀杀死。我和李鲁连在前几天还上吴哈教授的

    《中国通史》课。他剃的光头很醒目。当天下午他的尸体被担架运到联大门口时,我正存大门口,看到他睁大双眼,怒视着,脑浆从耳旁流出,脸上一大片血污。我心想,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潘琰我也认识,红红的脸,很健康朴素的一位女同学。还有一位昆华工校的张华昌,也被炸死。晚上四位烈士躺在联大图书馆正中间,我们轮换着守灵。乌鸦在屋顶上叫,微弱发红的电灯照着烈士苍白的脸,仇恨的烈焰在我们胸中燃烧。

    冯至教授激愤难眠,当夜一口气写成了《招魂》这首震撼人心的诗,哀悼烈士,呼唤正义、自由和光明。闻一多教授用篆字写了一副对联:“主莫能御,是以有侮。民不畏死,如何勿思。”联大图书馆成了灵堂,挂满了各校师生和昆明各界写来的挽联和悼诗,怒斥国民党反动派。成千上万的工人、青年、老百姓到联大来,哀悼死者。联大新诗社社员缪祥烈同学被炸受重伤,割去一条腿,成了残废。他的断腿被药水泡着,装在玻璃缸里,控诉着蒋家王朝。联大全部学生社团都参加了罢课宣传活动,新诗社、阳光美术社的同学以诗、画参加斗争。我到云南大学组织了漫画小组,画了许多街头宣传漫画,贴到大街上。学生罢课委员会出版了《学生报》,我和同学们进城卖报。市民支持我们,很多人买报,还向我们表示憎恨国民党的暴行。《招魂》后来被刻碑置于四烈士墓、闻一多先生衣冠冢旁边,在云南师范大学里面,供后人凭吊。它是诗人的创作进入新境界的一座碑石。

    “一二·一”惨案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怒涛,全国各地响应,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看清了中国的前途,绝不能再寄希望于国民党害民贼,更多人参加了反抗腐朽政权的斗争。“第二条战线”出现了,形成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强大力量,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重视。1995年冬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和“一二·一”运动50周年,胡锦涛和王汉斌作了报告,指出两次学运的重大历史意义。参加过“一二·九”和“一二·一”的同志被邀请上主席台,我看到了参加过“一二·九”的李欣和陆璀两位清华学长,还有当时在西南联大参加斗争的同学,心情非常激动。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牺牲的烈士,以激励后人。

    “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

    西南联大结束了8年征程,三所大学复原北返。同学们离开昆明不久,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就相继被特务暗杀。我们与国民党不共戴天。回到北平后,我进清华,冯先生在北大外文系授课,住在景山东面北大教师宿舍,房子比在昆明时好多了,但是教授的生活还是清苦。我乘清华校车进城到北河沿,总要步行到沙滩冯先生家。我在这儿感受到家的温暖。冯先生屋子里的书也增加了不少,可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看那么多书了。我们见面只谈时事和学生运动的事情。不久我得了肺病。

    “助学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波涛汹涌。我和清华同学进城,住在红楼里,睡地铺,抄钢板,印传单,肺病加剧,痰里带血。校医院要我休学。我只好走海路,在1947年寒假回广东家乡疗养。

    冯先生在北平和朱自清先生、吴晗先生等坚决支持学生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正义行动,直到迎来了新中国。而我却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监狱,由于肺病和疟疾,几乎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不是李宗仁在南京国共和谈中撤销“特种刑庭”,特务在北平的黑名单里又找不着我,恐怕后来就没有机会再见冯先生了!

    幸亏我“命硬”,大难不死,我竟然又回到红旗飘扬的北京。我先回清华复学,不久被调到丁玲当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班学习。于是我又到中老胡同去看冯先生。这时自然就有了更多关于文艺的话题,我都希望听到冯先生的意见。我用钦佩的眼光看那些从工农兵队伍中成长的作家同学。陈登科、徐光耀、马烽和其他工农作者质朴坦诚的为人,以及他们生动活泼的文风,都令我向往。我觉得自己有很多毛病,希望改变身上小资产阶级习气,也要找冯先生谈。但除了谈正经事之外,我到他们家还要寻找家的温暖。这个人数不多的家庭是充满温馨的。

    冯至教授在学生运动中和同学们站在一起。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坚持真理,自然得到普遍的信任和尊重。他是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1949年7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北平代表团由曹靖华任团长,冯至任副团长。曹团长疼女儿,拿了一本纪念册请作家艺术家们给女儿题辞,冯先生也学、他,请人给姚平题辞。历经劫难,至今还残留有郭沫若、茅盾、臧克家、李可染、吴作人等为小朋友题的辞和作的画。周恩来总理却为冯先生本人写了“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10个字。这句话表明了总理对作家冯至的信任和期望,冯先生在当天日记里写下四行诗:“你诅咒的旧中国己经消亡,你希望的新中国正在成长。你每个字都显示出铁石一般的力量。”冯先生从此就尽力挑起这副重担,时刻不忘周总理的嘱托,一步一步地负重前进。之后数十年,我觉得他总感到肩上的责任,该说的他就说,该批评的就批评,也不怕别人不高兴。他的确是个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不愧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冯先生常常在文章里谈到“决断”,我总是不识其中奥妙。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初步懂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大意义,知道应该为谁写作。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似乎充实了一点儿,丁玲找我谈话。她说,下个阶段是学外国文学,你在大学学过,《文艺报》现在需要人,你到《文艺报》去吧。我非常尊敬我们的所长,在我心目中,她是革命作家,是我应该学习的榜样。可是我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坐在办公室里当编辑,放弃创作。这下子我真是懵了,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跑去找冯先生。我说我决断不了,我不喜欢理论,最怕数学(冯先生自小也怕数学,这一点我们极相似),《文艺报》却是个理论刊物,怎么办?冯先生对我的苦恼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从工作需要出发,他认为应该去《文艺报》。别的以后再说。实际上,当时如果我对自己的本性认识深一些,把自己渴望写作的心意对所长诚恳地说明白,老作家丁玲还是有可能照顾我的选择的。但是我自己作了听话的决断,便走上了一条我并不喜欢走的路了。从军抗日赴印,那次决断我至今不悔,但后来发现几件大事我都作了错误的决断,吃了许多苦头。

    我到《文艺报》之后,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要看大量作品,读者每信必复,有时还要赶任务写评论,假日自己就取消了。大学院系调整后,冯先生搬到西郊燕东园。西语系包容了北大、清华、燕京原来三校的师生,他挑的系主任的担子更重了。除了作协有大的活动或开会,我几乎就没机会和他见面。之后又是“反右”、“大跃进”、下放劳动,我调到《诗刊》,接着“四清”、“文革”、去干校,天翻地覆。回京后,原在《诗刊》工作的同志全被“派性”排挤出作家协会。我被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参与创办《文艺研究》。冯先生此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回城住到永安里,我才又有时间去看望冯先生,向他请教,讨论诗和社会问题。

    卓越的日尔曼语学者

    在长时间担任西语系主任和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两项工作中,冯至教授极其认真负责地完成任务,做了大量培育人才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他先后接受了联邦德国慕尼黑学院授予的1983年度歌德奖章、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授予的文学艺术奖、联邦德国语言文学研究院授予的外国日耳曼学奖、民主德同“格林兄弟奖”,以及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

    联邦德国大使代表联邦总统颁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勋章”时致颂词,他说:“我们对中国精神生活的一位优秀代表表示敬意。作为作家、文学家和翻译家,您深入研究德国,数十年来为我们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日耳曼语学者间开始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也是您的功劳。”维克特先生在授于文学艺术奖时说:“冯至曾经培养出整整一代学德语的中国学生,教会他们理解并热爱德语文学。在德语国家文学和思想史领域一代高校教师和著名专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如今这些人在中国占据着这一领域许多重要的教授席位。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有一个冯至学派。”

    韩培德大使还特别提到姚可昆师母,他说:“亲爱的姚教授,您本人也是科学家。今天这一代日耳曼语学者中的许多人都是您的学生。您一直帮助和陪伴您的丈夫前进,因此,他的工作中也有您的一份重要的功劳。”这位大使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同学都会赞成。这个幸福的家庭的重担子,主要是师母挑起来的,特别是在昆明那段穷苦的岁月,师母带着重病的身体承受着难以讲述的辛劳,照顾冯先生和孩子,真是中国妇女贤惠品德的典范。在他们家客厅茶几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姚可昆教授的两个学生夫妻制成的“贺寿卡”。右上角写“敬贺姚先生九十华诞”,中间框着“一颗赤诚之心”六个大字,下面画着两个小人儿叩头。框两旁是对联:“烧饼+咸蛋育才几十载徒子+徒孙脚踩五大洲”。横批:“苦中乐”。左下角:学生刘芳本、叶本度叩上,1994年12月24日北京。我看到这幅“杰作”,问师母,才知道“烧饼+咸蛋”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外国语学院时,她被调去开办德语系,忙得天天几乎就是啃馒头烧饼咸蛋,平日住校,周末才回家,在学校难得吃一顿热饭,她的学生对此印象深刻。姚可昆教授诚恳认真地教育出来的学生不知道有多少人,从这幅贺寿卡我就可以肯定:他们都是怀着这种感激心情对待师母的。

    冯先生在《闻山散文集》序中说:40多年的交往,闻山不但和我个人而且和我小小的全家都熟悉了。师母也写过当年的我:“闻山入校较晚,年纪也轻,天真坦率,常到我们家里来玩,有时带着我8岁的女儿去参加新诗社的活动。”师母让我感到的亲切是我在别家感受不到的。我甚至觉得她还保留着孩子那份天真。有一次,我带了两本有我习作的集子去送给他们。冯先生拿到手里先翻着看,师母以为我只是送给冯先生,就说,“怎么没我的呢?”冯先生赶紧翻开扉页,指给师母看,说,“这不是有你的大名。”师母笑了,“我说呢,总不能只有你没我吧!”她还给我讲过早年他俩在北京的故事,得意地跟我说,是冯先生先追求她。她那时很神气,功课又好,冯先生太老实,傻乎乎的,她还真没看上他。后来看他的信,信写得实在太好,才被感动了。冯先生笑眯眯地看着师母,表示默认。我觉得这真是一对幸福的模范夫妻。冯先生离开这个家一年后,师母出版了《我与冯至》这本深情的书,1994年春天我去看望她,她送给我,还签上“姚可昆敬赠”。1996年2月8日我去看她时,她给我刚出版的冯先生的作品集《文坛边缘随笔》,还是签上“姚可昆敬赠”,后面写92岁。她这个“敬赠”我怎么敢领呢?那年我到他们家接冯先生和姚平参加新诗社中秋晚会时,我是17岁,我看师母就像看母亲差不多,可是师母却用这样的词来表达。冯先生在文中也总称我“友人”,用“结交”这样的词儿,我觉得都不是我所敢接受的。这种感觉很令我不安,我非常强烈地感到二老的谦虚,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

    中外古今继承与发展

    冯先生在《闻山散文选》序中说:“每逢碰在一起,闻山总是敞开胸怀,跟我谈论关于诗的一些问题,述说他的看法和主张,此外就是回忆我们在昆明度过的时日。关于诗,我和闻山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可是一提到昆明,二人便常兴起一种类似思乡的情绪。”

    除了联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诗。冯先生学贯中西,精通很多外国诗人的作品,他的诗风受到外国诗不少影响,为中国新诗引进了十四行这一形式。我虽然读过外文系,但惭愧得很,只接触皮毛,与冯先生有天壤之别,因此,对一些诗的问题自然会有不同看法。我读艾略特的《荒原》,觉得它和那些空虚、混乱的伪“现代派”垃圾是不同的。我无法接受呓语,也不同意用“朦胧诗”这个词来代表那类没有谜底的谜语,因为“朦胧”月色也是美的。冯先生在谈诗的文章中常说,诗好不好懂不能作为评诗优劣的标准。他认为,有些诗是比较费解的,要花点工夫认真去读才能知道它的好处,这是事实。特别是外国诗中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冯先生看这种诗看得多了。我没有这个修养,我宁愿花力气去读《荒原》这种涛,却不高兴像猜谜语那样去读那种除了作者无人能懂的东西。我同意古人以“隔与不隔”作为论诗的标准之一。诗应以情动人.像唐人那样生动自然地抒发心声,直入读者心扉,震撼灵魂。我曾问过冯先生,他写十四行诗有时在一节诗结尾语句未完成就隔一行跳到第二节是什么原因?他说这是一种跳跃。这我就不大明白了。我认为冯先生谈论诗的许多文章都是很精确的,他是优秀的诗人,又是渊博的学者,他的阐释是科学的、客观的,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

    1980年11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昆明开会,冯先生和我都参加了。我们都回西南联大旧地,看到“一二·一”四烈士墓和闻一多先生衣冠冢,以及刻在碑石上的冯先生那首《招魂》。回京后我写了《梦魂深处是春城》,忆念西南联大和闻一多、李广田先生,请他看过。后来他在文章中也谈到这次活动。

    冯先生被邀请在会上作关于外国文学的报告。他提出译介外国文学应该注意给中国读者有益的作品,对读者要负责任。文学要使人的精神崇高,给人以美的教育,我们不能拿那些庸俗的小市民的东西麻醉读者。

    昆明会后12年,中国的诗歌创作和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工作又经历了一段路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文学)1992年第33期刊臀了冯先生谈《我国外国史学工作中的两个问题》摘要。冯先生批评那种“觉得只要外国的东西就是好的,可以拿来招摇一番,有的甚至不是直接从外国来的,而是从香港、从台湾贩来的,有时写出的文章读者就看不懂,作者本人到底懂得多少也大有可疑。”他提出,“外国文学丁作要多注意评论。评论不是动不动就批判,也不是动不动就吹捧。而应该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

    冯先生在《我与中国古典文学》(载《文坛边缘随笔》)中说:“我一向主张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应当了解中围文学的过去和现状,特别是中国的当代文学?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同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借鉴。”“但对他人的东西只能是借鉴,不能机械地模仿,归根到底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20世纪80年代初,新诗问题讨论非常热闹,写旧体诗词的人忽然也多起来。我到外地开会或访问时,因为对祖国大好河山有天生的爱好,常要去寻古探幽.不知怎么就顺手用起了旧体诗的表达方式,描画自己心中的感受。我觉得除了语言稍有不刚,旧体比新诗往往稍为精练,新诗和旧诗其实没有多大差别。我认为学书法,开始必须极认真地临摹,但写诗文绝不能仿作,最好也不要重复自己;创作就要有新的内容和能够表现“这一个”的语言。写旧体诗,不能盗用古人的现成文句,也不要借光古人的情调。我们应该提炼今天的语言,表现我们自己的时代。

    有一次我到邹荻帆家,他对我说,现在不少写新诗的人都写旧诗,这不是好兆头。我们没多讨论。我想可能也是对我的好心劝告。在“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新诗评奖会中,冯至和臧克家、艾青、田间、贺敬之都是评奖委员,我也算一个。第一天艾青见到我,第一句就说:你也写旧诗了!他脸上的表情很友好,半带着笑。但是显然他不赞成,那肯定有他的理由。我听着,当着大家的面,不好回答,我也笑着,表示感谢他的关心。由此可见,中国传统诗词在几十年间受到多大的压力。

    我去找冯先生谈。他说他看到《人民日报》、《文汇报》上我写新疆、河南的诗了。我告诉他,有些同志不赞成写旧诗。冯先生说,你这些诗不是旧诗。你写的全都是新的时代生活,怎么是旧诗呢?语言也不旧呀。我听他这么一说,真是高兴极了。

    有一次去看冯先生,我给他念了我在1980年初参加南宁诗会时戏作的一首小诗:

    桂林无晓雪。

    阳朔有沙鸥。

    云天藏雁翼,

    病塌念公刘。

    久闻山水秀,

    谢冕驾轻舟。

    北方冰早化,

    春到漓江头。

    我告诉他这是在桂林漓江边码头,和沙鸥、方冰等站着久等不见船来,掏出小本子写着玩的。这天雁翼有事乘飞机先离开了,公刘中风住了医院,两人不能去阳朔。后来我给他们写成了条幅。冯先生很感兴趣,拿出笔记本,叫我念,他记。他对一首小诗装进七个人的这种“戏作”觉得也满有味道,是中国诗的特点之一。我没想到冯先生居然还那么认真地抄这类玩意儿。后来我把蔡若虹、朱子奇以及张震寰将军这些我敬佩的人的姓名也写进了七绝。自然,这不仅仅是把人名放进诗里,它还必须有人的特色并且有诗意才行。扔掉这种有中国特点的诗是可惜的。

    作家不能脱离现实。冯先生是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和时代变化的。我从20世纪80g代中期就常常到家乡广东沿海的港口码头和农村,也到深圳、珠海、海南的工厂和海上石油勘探台,和工人在一起。我亲眼看到物质生产在发展,一部分人发了财,祖国山河城乡在改变面容,我为此高兴。但同时又看到许多令我疑惑的事物,我的亲友和基层党的干部也和我讲了许多他们心中的困惑和苦恼。我每次从外地回京,自然就带着许多见闻和问题到冯先生家去,向他汇报,听他的意见。正如冯先生所说:“会面时无话不谈。”

    我们谈诗,谈文艺,从来都离不开现实生活,而我是因为“惑”才不得不向老师请教的。我曾对冯先生说,回到西南联大校门口,我似乎看到闻一多先生穿着灰布大褂、拿着手杖站在那里,我真想去向他提几个问题,听他怎么说。冯先生很能体会我这种心情。

    所有和冯先生交往过的人都知道,他待人宽厚,心胸广阔,常是满脸慈祥的微笑,简直就有点像弥勒佛。他是很能容忍的,恐怕能够看到他生气的机会极少。但是,谁伤害中国人的尊严,他决不容忍。有一次我告诉他,报载北京某大饭店不允许中国人在它的大堂沙发休息,把中国记者赶走,说是只有外国客人才能坐。冯先生看了报纸,激动得大声说:“过去上海租界挂牌子,中国人和狗不许入内。现在又回来了,居然回到北京了!”他气得满脸通红。平时他虽然说话声音很轻,但你感到中气很足,他这么一喊,整间屋都震动。师母赶紧从卧房走出来,看是怎么回事!我说明经过,师母也说,这太不像话了。后来这件事被冯先生写进1988年6月发表的《我不忍》一诗中,我也把这事和看到冯先生发怒写了一篇杂文。

    祖国的命运在诗人冯至心里越来越沉重,在病中他写了三首《我和祖国》:“祖国,我爱你,但我说不出豪言壮语,也写不出昂扬的文字,只会说谚语一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祖国,你有千千万万的好儿女,也有为数不少的不肖子孙,有人丑化你的形象,有人让你永葆青春。……我曾喝过海外的水,总像是一条鱼陷入沙泥;我曾踏过异国的土地,总像是断线的风筝飘浮在空际。好也罢,不肖也罢,只有一句话——‘我离不开你。’”

    “祖国,你有沉重的负担,这负担是你漫长的历史。在这历史的担子里——有崇高也有无耻,有智慧也有无知,育真诚也有虚伪,有光明磊落也有阴谋诡计。它们像天文数字的血细胞。循环在10亿人口的血脉里……祖国,为了给你减轻十亿分之一的负担,我的血液,我要经常检验。”

    范仲淹说,严光的品德可以使“贪夫廉。懦夫立”。诗人冯至这些诗句,使人领悟活着应该如何做人。

    铭刻在心灵深处

    冯先生又是散文家,他的散文纯朴清新,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的习作很多都曾经请他看过。从解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我陆陆续续写了不少散文。50年代写的主要是表达心中对祖国开始建设衬会主义的喜悦,这对旧中国过来的我简直就像美妙的梦。今天的青年人是不易体会的。我写了昆明、西南联大、闻一多、朱自清,也写了祖国壮美的山河景色等等,准备出个集子。我觉得最好是请冯先生写篇序,于是带着厚厚的书稿到永安里。我和冯先生说了,他没有说推辞的话,就答应下来。我很高兴。年纪大了,看一大堆文稿肯定很费时间精力,这我知道;但我不知道当时他已经有相当严重的白内障,后来才晓得他是拿放大镜看那二十多万字的。这有多艰难!我越想越觉得于心不安。

    好几年之后,1991年11月9日,冯先生写了《写序志感》。他说,自己出书“从来不找人作序,却有时抵挡不住有朋友找我写序。……接受的写序任务,不能敷敷衍衍,说些不关痛痒的话,要把书研究一番,才能下笔”。他也婉言谢绝过写序的请求,但“想不到在时间和条件的允许下专心致志写的序中,竞有几篇落到‘有序无书’的下场。远在1984年,友人闻山拿来一册他编好的散文集《紫色的雾》,叫我写序。我和闻山有多年的交往,会面时无话不谈,而他散文集里所写的山水人物,也是我经常怀念不置的。于是我欣然命笔,可是写出来交给他以后,他把书稿和序送到出版社里,这部书竟睡了七年的觉,是死是活,无从知晓”。

    在冯先生辞世的前两三年,我常在南方基层,远离北京,回来看到他时,就已感到疾病对他的损害和过去很不同了。而我在1992年由于对医理无知,腿血栓几乎让我丢掉一条腿,变成“钦拐李”。我很久不能去看望冯先生,终成永别。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无人可与倾诉的悲哀。天地之大,茫茫人世,我似乎成了孤儿!

    姚平让我看冯先生的遗嘱,共有五项。其中除嘱咐把图书和国外得的奖金赠给有关单位外,还叮嘱:“如得不治之病,长期卧床,不能立即死去,为了不给家人朋友增加负担,我恳求安乐死。”最后说,“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做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日期是1989年7月7日,1990年12月重抄。

    我手捧遗嘱,心中呼唤:冯先生啊,您刚正为人、严肃写作一生,您最后留给后代的,依然是洪钟般的声音,中华民族的正气。

    在冯先生离去那年一个深秋的早晨,我走进北海公园,在五龙亭西面,看到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巍然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中,披一身金黄的长袍,早晨的太阳照耀着,全身闪着金光。面对宇宙微笑,拥有日月星辰的光彩,那不就是诗人冯至的化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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