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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后的母亲突破续集_1976年的母亲

    时间:2019-01-29 05:42:59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那天下午,学校里早早地就放了学。我回到家,家里却一个人也没有。母亲不在家,妹妹也不在家。大门是敞开着的,家里却一个人也没有。厅堂里没有人,厨房里没有人,房间里也没有人。我大着声音叫:“妈妈,妈妈!”没有人回答我。家里没有人,我抬头看了一眼正墙上头的毛主席像。毛主席非常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感到了害怕。家里实在是太静了,静得有些怕人。我从家里冲出来,在大门口那儿差点摔了一跤。
      我跑到菜园里,在那里也没有找到妈妈。妹妹也不在。妹妹还小,她总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无论到哪里都把妹妹带在身边。
      我又从菜园往家里赶。我想可能就在我往菜园的路上,妈妈带着妹妹从什么地方回到家里了。一定是这样!我是多么想见到妈妈和妹妹啊!我过河上的那个小桥的时候,因为心中慌乱,差一点从桥上掉下去。小桥实在是太窄了,比一根水泥电线杆子宽不了多么。除了形状是立方形的,它和电线杆没有什么区别:也是水泥制成的,为了增加承重力,中间放了钢筋。大人们挑着一担水或是两箩筐稻竟能安然从那样的小桥上通过,真是令人佩服。
      怎么今天一路上竟碰不到一个人呢?到处都是这样安静,只有太阳在天上照着。太阳快要到落山的时候了,但是它的光还是那么强烈,抬头看它,你只看到那白花花的一团,悬在西天上。
      我刚到大门口就大声叫起来:“妈妈,妈妈!”
      仍然没有人回答我。
      我又大声叫妹妹的名字,依然没有人回答我。
      这一回,我已经不敢一个人回到家里去了。
      ――妈妈死了吗?这样可怕的想法突然就跳入我的心头。有很多年里,我最害怕的事就是:哪一天母亲会突然死掉。算命先生早就给母亲算过命了,母亲只能活到三十九岁。母亲早就过了三十九岁,她还没有死。那么,说不定哪一天她就会突然死掉。母亲哪一天突然就会离开我们,抛下所有的孩子,一个人到那个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的世界里去。那时候我会是多么可怜啊。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会是多么可怜!我不敢想象这样的事。但是事情有一天会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死了。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是因为母亲死在外面,家里人都去看母亲去了。母亲是突然死去的,我在学校里上学,来不及通知我,所以我一个人被抛下了……
      我越想越害怕。当然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会是真的。但是家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村子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寂静中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嗡嗡地响着。我想哭,但是我的嗓子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终于遇到了一个人。他问我:“你在找你妈妈吗?”
      我点点头。
      他说:“你妈妈在大队里……”事后我才想起来,他这样对我说的时候,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他似乎在笑,但又非常严肃,似乎他还有点同情我。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妈妈并没有死!妈妈还活着,她现在在大队部。我赶紧往大队部跑去。我忘了感谢告诉我妈妈在大队部的那个大人。后来我甚至忘记了他是谁。我想了很久也没有想起他是谁。我再想起当时他脸上的表情,仿佛他的笑里还有着某种神秘的意味。
      妈妈果然在大队部。那个办公室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的。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胆量闯进那个办公室里。没有人请我进去,是我自己闯进去了。妈妈坐在一张椅子上,手上端着一个茶杯,脸涨得通红。妈妈的脸怎么那么红啊,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妈妈的脸像这么红过……妈妈的对面是一个男人,他也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在和妈妈说着什么。他的态度是客气和温和的。看见我进来,他对我笑了一下。他对我的态度很友好。我过去见过他。他不是村子里的人。他是公社武装部长。他是一个大人物。他找母亲谈话。他找母亲谈话做什么呢?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公社的武装部长才会找母亲谈话。而且,一定是非常不好的事……公社武装部长找一个“四类分子”家庭的人谈话,还能有什么事呢?难怪母亲的脸那么红。母亲也像我一样害怕么?
      妈妈叫我的名字,说:“晓东,你把妹妹带回家吧。”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妹妹也在这里。妹妹一个人在一边玩。她像是什么也不知道。妹妹那时候应该还不知道害怕。
      我赶紧答应妈妈:“好……”然后我就牵着妹妹的手,离开了那个办公室。妹妹特别听话,乖乖地跟在我后面走。一路上我和妹妹都没有说一句话。我只想着赶紧离开那个办公室。那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妈妈叫我带上妹妹回家,我当然要听妈妈的话。但是我和妹妹离开了,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在那里。妈妈会害怕么?妈妈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事呢?她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公社武装部长会让妈妈回家么?
      妈妈回到家里,就一头睡到了床上,连衣服也没有脱。
      我不敢到房间里去。妈妈在床上睡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太阳已经下山了,天渐渐地黑下来,所有人家的烟囱都升起了冉冉的炊烟。家里却没有人去做饭。父亲不在家。三哥和姐姐坐在厅堂里,一言不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姐姐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偷偷地看着姐姐的脸色,但我从姐姐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我不敢问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姐姐一个人到厨房里做饭去了。
      大表嫂来看妈妈了。终于又有人来看妈妈了!大表嫂站在妈妈床边,和妈妈说话。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大表嫂是多么好的人啊,她这时候来看妈妈!这时候来看妈妈的人,不管她是谁,我都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不知道大表嫂和妈妈说什么,但我听出来她在说着安慰妈妈的话。妈妈哭了。我仿佛听见妈妈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我要是那样做,不是把自己的孩子往水里扔吗?”
      我不明白妈妈所说的话的意思。但是妈妈哭出来了,她还在同大表嫂说话,我的心就放下了一些。我最怕的是妈妈一言不发地躺在床上,什么话都不说,一点声息都没有,就和一个死人差不多。那样的话,说不定妈妈真的会死掉……
      接下来的好几天,妈妈都没有起床。她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一点也没有起来的意思。我多么希望妈妈起来啊。我多么希望大表嫂再来到我们家,劝妈妈起来。但是我知道大表嫂很忙,她家里有很多事要做呢,她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来陪妈妈说话?
      我听见妈妈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啊?我还不如死掉啊……我真的不如死掉……”
      大哥在隔壁房间很大的声音说:“你死吧!你快点死!你死掉我棺材也不给你买!”
      大哥的话当然是说给妈妈听的。他怎么能这样和妈妈说话呢?他的心真是狠啊!……妈妈到底做错了什么,让大哥这样狠的和她说话?
      那段时间,无论我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村子里都在谈论着那件事。那件与妈妈有关的可怕的事。妈妈是那件事的主角。到底是什么事呢,怎么就没有人告诉我呢?我真想抓住一个人,对他说:你不要老是在背后小声说话好不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告诉我,我不会怪你的!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想法。我没有勇气这样去问别人。如果我真的去问别人,那实在是太傻了,他们不会告诉我什么的。他们只会这样说:我没有说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也不敢问家里人。我连姐姐也不敢问。妈妈躺在床上不起来,家里做饭的事全部都由姐姐承担了。姐姐从田里做事回来,就默默地在家里做着什么。可能一整天她都不说一句话。不是到了迫不得已,家里人谁都不说话,甚至不敢看彼此的眼睛。
      但是我还是知道了那件事。没有谁告诉我那件事,我是听说的。我是怎样听说的呢,那永远也无法弄清楚。总有人在隐隐约约地说着那件事,你不想知道都不可能。家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了(也许妹妹除外?她还太小,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事情是她无法懂得的)。
      公社武装部长找母亲到大队部谈话,是有人告状,说大队的刘书记和母亲有关系。告状的就是村子里的人,他们是刘书记政治上的“敌人”。他们要把刘书记打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告他在生活作风上有问题。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斗争。小小的船山村只有几十户人家,是那么偏僻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可能也并不亚于世界上那些最繁华的都市。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大队书记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制约。他说的话真正是一言九鼎,他就是世界的这个角落里的皇帝。皇帝自然是人人都想做的,一个人一旦当上了皇帝,他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他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他“想要谁就是谁”。权力斗争由此而产生,中国历史上不是不断地改朝换代吗,“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个人老是做皇帝,从来不让位,别人当然是不服气的。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于是要想方设法推翻他。
      刘书记越来越胖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并不胖,据说他年轻的时候长得清秀俊朗,一表人才。在八宝洲的时候,当大队书记之前,他是登台唱过戏的。破“四旧”以前,有一阵子八宝洲也流行过演古装戏,是黄梅戏还是京戏,就不知道了――是黄梅戏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八宝洲离安庆并不远,离北京则相隔千万里。在台上唱戏的人并不是什么“专业演员”,而是那些长得好看又热心唱戏的当地村民。刘书记因为长得好看,就上台扮演古代的小生。戏里演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年轻时候的刘书记一定曾经打动过不少女性的心。
      有一个人看中了刘书记,那个人就是上面派到八宝洲来蹲点的陶兰英。陶兰英是个女干部,她看上了刘书记,刘书记就不唱戏了。不唱戏的刘书记很快就当上了大队书记。刘书记和陶兰英之间有许多故事传说,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
      陶兰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或者曾经见过,但那时候我还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传说中的陶兰英是一个有家的人,长得也不难看。她为什么会看上刘书记呢?――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城里人,是一名国家干部,刘书记只是一个乡下青年。唯一的解释就是刘书记年轻的时候长得好看,他的清秀俊朗的相貌打动了她的心。
      后来陶兰英就离开了八宝洲。她回到了她过去生活的地方。回到城里之后,她有着怎样的生活,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她一直活在人们的传说中。
      当上大队书记之后,刘书记就一天天胖起来了。他的个子很高,身板挺直,走出来给人一种威风凛凛气魄十足的感觉。他虽然胖,但和一般的胖子是不一样的。而且,他的皮肤很白,这一点也显出了他和一般乡下人大不一样。一般的乡下人,到了他那样的年纪,皮肤早就变成“古铜色”了。那是长期的日晒和风吹的结果,是一种“劳动人民”的颜色,据说是非常美非常光荣的。但是“劳动人民”大都不喜欢这种“古铜色”,而喜欢刘书记皮肤的那种白。
      刘书记的老婆和我们家还有些亲戚关系,因此,也可以说刘书记和我们家有亲戚关系。看上去刘书记的老婆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脸上总是带着笑,对人真是很亲切。我们都叫她“小姑”。那么,刘书记就应该是我们的“小姑爷”。但我们从来不敢叫刘书记“小姑爷”,而是一直叫他刘书记。“小姑”是“小姑”,“小姑爷”是“小姑爷”。“小姑”是可以叫的,“小姑爷”却不能叫。如果我们真的叫刘书记“小姑爷”,那就有点太傻了。
      我认为“小姑”是一个长得不难看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她可能长得还比较好看。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她真的是我的小姑多好啊!可惜她不是我真正的小姑。我们只是叫她“小姑”而已。她和我家的亲戚关系,拐了很多弯,而且一点血缘联系也没有,用我们那儿的土话,这是一种“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关系,或者换一种说法,是一种“狗屁捣糟”的亲戚关系。母亲见了“小姑”,总是很亲热,一口一个“小姑”的叫着,但我总觉得这有点“热脸贴冷屁股”。还好,“小姑”的架子不那么大,她脸上总是带着笑,仿佛她就是我们真正的小姑。
      无论“小姑”脸上带着怎样的笑,无论她看上去是多么亲切,她也是和我们不平等的。因为她是刘书记的老婆。
      “小姑”一共给刘书记生了九个孩子,其中三个儿子,六个女儿。大儿子刘大寨是我的小学同学。“小姑”能生这么多孩子,当然和刘书记分不开。刘书记是一个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人。所有大人物的生命力都是特别旺盛的,否则他成不了一个大人物。
      刘书记当然不只有“小姑“一个女人。过去他有陶兰英。陶兰英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女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新社会的婚姻法是一夫一妻制,按照法律刘书记也只能有“小姑”一个女人。但因为他是书记,事情就可以例外。大队的赤脚医生赵秀枝就是属于刘书记的女人中的一个,这一点在船山村属于尽人皆知的秘密。
      赵秀枝有男人,也有孩子。她和刘书记的事难道她男人会不知道吗?船山村这么小,男女之事又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事之一,她男人不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别的男人有关系,他怎么能够容忍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大的耻辱就是自己的老婆和别的男人上了床。
      如果刘书记不是大队书记,赵秀枝的男人就绝对不能容忍她给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但是因为刘书记是大队书记,情况就不能不有所不同了。赵秀枝长得不难看(但也说不上多么好看),眼睛看男人的时候很有风情的样子,她的身体好像也不怎么好,看上去似乎有什么病。这使她看上去显得很柔弱。一个有风情又有些柔弱的女人大概很容易得到男人的欢心吧。她读过一点书,刘书记就送她到公社卫生院培训,她很快就当上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她自己身体有病,却总给别人治病。没有人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一个人当上了赤脚医生,当然就不用下田做活了。赵秀枝身体那么差,田里的活自然是做不了的。但是她当上了赤脚医生,一年四季都不用下田做活,身体也没有变好。看上去她比过去还要瘦,脸上的皮肤也像是生了锈似的,人看去比实际的年龄要老很多。村里人在背后说,这都是被刘书记搞的。不管怎么说,她比刘书记的老婆要年轻多了,而且,她是多么有风情啊,她说话做事举手投足都有一副十足的女人味。刘书记那么胖,也许他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赵秀枝与刘书记有关系,而且时间那么长,怎么没有人到上面告状呢?
      赵秀枝家庭出身贫农,她“根正苗红”。不仅她“根正苗红”,她男人也“根正苗红”,三代以上都是贫农出身。这样过硬的家庭出身,哪怕犯了什么错误,至少也获得了部分的豁免权。
      母亲就不同了。外祖父的成分是“下中农”,她又嫁给了一个“四类分子”,成了一个“地主婆”。领导干部和成分好的女人有了关系,问题不一定很严重;若是那女人是一个“四类分子”,性质就完全两样了:因为他的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他是真正地“腐化堕落”了。
      所以,刘书记的“政敌”给公社领导写信,告他和母亲有“不正当关系”,是相当有杀伤力的。这件事一旦查实,完全可以在政治上置刘书记于死地。那样的话,船山村“改朝换代”的时候就到了。一个人怎么老是在一个地方当书记呢,而且,他看上去一点也不老,虽然他越来越胖了,但身体看上去没有任何毛病,看样子他还会这个世界上活上很多很多年。几年以前他曾经被调到另外一个大队当书记,但没过多久又调回来了。这件事也和女人有关。
      刘书记在另一个大队当书记的时候,又看上了村里的一个女人。不过这一回他遇上了一个厉害的角色,那个女人的男人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大队书记发生了关系,就拿起一把刀,直接冲进大队部,要把刘书记身上那个东西割下来。幸好刘书记事先得到了消息,连夜从离我们船山村并不远的五大队逃回了家。据说那个男人手上拿着刀,一直追着刘书记跑了好几里路。刘书记那么胖,他怎么能够逃脱那个据说身手很矫健的男人的追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事情发生的晚上,刘书记逃跑的时候得到了夜色的掩护。当黑夜笼罩了大地之后,路旁的水沟和更远处的庄稼地都可能成为刘书记的藏身之地。世界有时候很小,有时候又很大,反正在那天晚上,刘书记要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并不难;而那个手上拿着刀心里满怀着愤怒的男人,要找到刘书记,也相当的不容易。
      刘书记就这样逃过了一劫。上面所说的那个夜晚发生的故事,不少细节可能都属于他的“政敌”的添油加醋,事情也许根本就不可能这样富有戏剧性。绘声绘色地将那个夜晚的刘书记描绘得无比狼狈,一定可以大解“政敌”们心中对刘书记积蓄已久的恨意。
      但是没过多久,刘书记重新被任命为船山村的大队书记。
      怎么会这样?事情怎么会这样?上级领导也太不讲政治原则了吧?生活作风这样坏的人,怎么能继续当党的领导干部呢?
      不知道刘书记的“政敌”们有没有拿刘书记在五大队所犯的“作风问题”做文章。也许做了,也许没有。那篇文章的反应不好则是肯定的,因为刘书记继续当他的大队书记。
      刘书记在五大队看上的那个女人,和赵秀枝一样,也是贫下中农出身。
      好了,刘书记的“政敌”们现在终于找到了做文章的好材料,那就是刘书记和母亲的“不正当”关系。母亲是个“地主婆”,党的干部和“阶级敌人”发生了关系,要是再告不倒他,那才是怪事。
      但是首先必须有证据,不能无中生有,光是捕风捉影也没有用。刘书记之所以一再在“生活作风”上犯事而稳做大队书记的位置,说明他的根基很深。公社领导当中一定有欣赏他,在关键时候帮他说话的人。县里有更大的“大领导”欣赏他,也说不定。否则的话,他在船山村的“皇位”怎么会那么稳固呢(调他到五大队当书记,只不过是因为他和赵秀枝的事引起的议论有点大,换一个地方任职避避风声)?
      母亲真的和大队刘书记有关系吗?
      这真是一个让家里所有的人都感到痛苦的问题。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但这个问题同样让我感到深深的痛苦。也许正因为我还是一个孩子,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引起的痛苦要超过家里其他的人。哪个孩子不爱自己的母亲呢?自己的母亲与父亲之外的别的男人有关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件无比耻辱的事。这会让他在别的孩子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成分不好,我们本来就比别人低人一等了,但是我们努力活得有一些尊严――哥哥和姐姐积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而且在劳动中总是很出力,以及我在学校里用心读书,都是为了在人前活得有一些尊严。现在却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件事甚至比成分不好还要更让家里人感到耻辱。
      大哥之所以对母亲说出那么狠的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吧。那时候大哥刚刚结婚不久。大嫂是三姑妈(三姑妈是父亲的堂妹)家的二女儿。大嫂刚进家门不久,家里就出了这样的事,真是太丢人了。
      母亲当然是被冤枉的――作为子女,我们肯定会这样想。家里人在村里从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为什么有人还要来陷害我们呢?一种可能是母亲太要强了,尽管她平时也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但遇到事,脾气上来了,她还是无法控制自己。比如有一次她和村里吵架,那个和她吵架的人骂了她一句“地主婆”,母亲当场说:“哪个要是再骂我地主婆,我就和她拼了!”母亲当时正在稻床上翻晒稻子,手里拿着一把扬叉,母亲的脸涨得通红(母亲一激动脸就涨得通红,这可能与她心脏不好血压高有关),扬叉举得有点高,那样子实在是有点吓人。那人当时就被吓得噤了声,但说不定从此记恨在心,找个机会就要实行报复――贫下中农想要报复一个“地主婆”,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吗?
      写那封告状信的人并不是和母亲吵架的五娘。五娘是个妇道人家,不识字。写告状信的是队里的会计王云生,还有一位姓高的村民。他们合伙写的那封告状信,署名白水湖人民公社某某大队某某小队“革命群众”。实际上这是一份匿名信,因为写信的人也不知道那封信能不能告倒刘书记。如果不能告倒刘书记,船山村依然是刘书记的天下,他们又在那封信上署了自己的真名,那他们怎么在船山村活下去呢?他们不能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全村人后来都知道写信的人到底是谁。
      王云生和那位姓高的村民为了告倒刘书记,就造谣说刘书记和母亲有不正当关系。因为母亲是“地主婆”,他们所告发的事一经查实,刘书记马上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就是他们所打的如意算盘。
      为了告倒刘书记,他们就拉上母亲,这不是太缺德了吗?他们是觉得我们平时受人欺负得还不够吗,要这样再在母亲的身上踏上一只脚?也许他们不知道,那件事对于一个本来就“成分高”的人家来说,是怎样的耻辱。
      ……但是有一句话,叫“无风不起浪”……是不是母亲真的和刘书记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呢?写信的人为什么不说别的事,而偏偏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呢?他们肯定是听到了什么,哪怕是捕风捉影,也必须有一点“风”和“影”预先存在着……
      我想起来了,有一段时间刘书记确实是喜欢往家里跑。我都亲自看到过好几次。还有一次,大队开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全大队所有的劳动力都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也是放在我家开的。会议的主持人当然是刘书记。
      每一次刘书记来我们家我都感到自豪。除了那次开大会,我不知道刘书记到我们家来做什么,我也没有想过一个大队书记老是往一个“四类分子”人家跑,这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只是觉得自豪。刘书记不是一个大人物吗,他可不是随便谁家都会去的。他到了谁家,谁家里人就觉得面上有光,一直要高兴好多天!
      告状信事发之后,我才发现这一切全不对。
      我拼命回忆每一次刘书记来时母亲的表现。我并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小孩子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但是确实,每一次刘书记来,母亲似乎都很高兴。我还记得有一次刘书记来,母亲下厨房打了三个“糖打蛋”给刘书记吃!刘书记吃“糖打蛋”的时候,母亲在一边看着(我也在一边看着,只是离得有些远),刘书记吃完了,母亲脸上流露出非常满意的表情,好像她做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家里的时候,刘书记来了。他不和我打招呼(我是个小孩子,他当然不需要和我打招呼),而是把头伸着,在家里各处走来走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那一次母亲应该也在家里吧……那一次,至少那一次,刘书记是没有把母亲怎么样的……我在家里。我一直都在家里。我虽然是个小孩子,但我已经十二三岁了。这么大的孩子在场的时候,大人是干不了那种事的。哪怕他是刘书记也不行。
      那么,那天刘书记到底想在家里找到什么呢?这一直是个谜。我小时候就听母亲说过,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刘书记带红卫兵来抄过家。爷爷解放前在安徽开过店,总有人怀疑家里藏着什么金银财宝(甚至是什么更贵重的东西),土改的时候隐藏了没有交出来。刘书记带了一帮人,突然闯进家里,翻箱倒柜地到处查起来,名义是“破四旧”。父母睡觉的房间里仅有的两个箱子是叠在一起的,上面的箱子翻过了,没有得到什么,就翻下面的箱子。一个家伙顺手把上面的箱子端起来放在一边的摇篮上――这样做已经是够文明够礼貌够客气的了,他没有直接把上面的箱子扔到一边。毕竟是“礼仪之邦”的子民,而且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
      母亲忍不住了,大声喊起来:“你们干什么啊?你们想把孩子闷死吗?”
      摇篮里睡了一个孩子,才刚刚一岁多。那个孩子就是我。
      不过也许抄家的人并没有发现摇篮里睡了一个孩子。他并非有意要把我闷死。我相信人的心不会这么狠。他的心思完全在可能的“金银财宝”上面,对摇篮里睡着了的孩子当然只会视而不见了。
      母亲说,当时刘书记就在旁边。那天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指使的。“他还是亲戚呢。他这个亲戚可真会照顾我们家!”母亲说。
      “他简直就是个害鬼!”有时候,母亲还会这样加上了句。
      那时候,我们还生活在八宝洲。还没有移民到白水湖。我对那次抄家是一点记忆也没有。那时候我实在是太小了,还睡在摇篮里呢。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还没有什么记忆。
      但是母亲为什么要做“糖打蛋”给刘书记吃呢?每次刘书记来家里,母亲看上去都是很高兴的……
      事情想起来是多么让人感到痛苦啊……但是一个人内心会有什么想法,你自己都是无法阻止的。
      就是刘书记常常来家里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母亲变得更好看了――当然,这是我事后的回忆所得到的印象。似乎母亲更注意打扮自己了。夏天到了,她为自己做了一件衣服。那衣服穿在身上轻飘飘的,料子有点像真丝,但肯定不是真丝,因为真丝的料子母亲肯定是买不起的。那件衣服穿在母亲身上,总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在我的眼中,母亲一下子变得有些陌生了,她有点不像是我妈妈,而变成了另外一个我所不熟悉的人。这种感觉是让一个孩子奇怪而又害怕的。
      ……母亲就穿着那件轻飘飘的衣服,站在门口和人说话。她的脸上似乎有一些羞涩的表情……她似乎在等着什么人……她这是在卖弄一个女人的风情呢……那时候的母亲是一个多么轻浮的女人啊……她喜欢上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另一个人……这真是让她的孩子感到羞耻啊!
      当然,这一切,可能完全都是出于我事后的想象。
      母亲年轻的时候确实是长得好看的。母亲小时候,外婆家里的家境算是比较好,母亲是家里“惯受”的孩子。一个女孩子长得好看不好看,有着怎样的“气质”,是和她小时候的家境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好看不好看,并不全在五官。母亲是好看的,因为在乡下,外婆家的家境比一般人家要好。
      但是这么好看的一个女人,怎么竟嫁给了父亲呢?据说在八宝洲的时候,有不少男人为此愤愤不平。父亲这个人实在是太老实了,又不善言词,简直就是个“老实坨子”。在有些男人看来,母亲和父亲的婚姻,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这样的婚姻,不是很容易出事的吗?作为鲜花的女人,不是很容易“红杏出墙”的吗?
      而且是大队书记看上了母亲……
      而且,父亲是多么老实啊,过于老实了,简直就是懦弱。我想象不出父亲会像五大队的那个男人那样,手上拿着一把刀,追着另一个男人跑了很远的路。如果母亲真的被人欺负了,父亲会怎么样呢?作为一个男人,父亲会怎样维护自己的荣誉呢?我甚至有点想象不出来。有时候,我是多么希望父亲强大一点啊。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的父亲非常强大吧,但是从很小的时候起,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从来也与强大沾不上一点边。而这个世界,就是为强者所设计和创造的。很多时候,“强权就是真理”――我们那个地方的说法是:“一蛮三分理”;很多时候,老实人是要被人欺负的――我们那里也有一个说法:“柿子拣软的捏”。柿子谁不是拣软的捏呢,那是没有难度更没有危险的,事情历来如此。
      唯一可以感到安慰的是,母亲年纪早就不年轻了。母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对于一个乡村女人,四十多岁难道不是已经有点老了么?大哥已经结了婚,等大哥的孩子出世,母亲就要当上奶奶了。刘书记怎么会看得上母亲这样的“老女人”呢?他不是大队书记么,他不是一方的“皇帝”,一方的“皇帝”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要谁就是谁”么?船山村有那么多远比母亲年轻得多的女人,刘书记为什么不找她们,偏偏要找母亲呢?
      但是,刘书记要找别的女人,毕竟还是有些不方便。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愿意顺从的。家里成分好的女人,要是不想顺从,刘书记也拿她们没有办法。还有,刘书记也怕再遇到在五大队曾经发生过的事。有人敢于拿起刀和他拼命,刘书记还是有些胆寒的。
      母亲虽然年纪大了,长得确实有些好看。我不止一次地听隔壁的方小娘说:“三娘啊,你的皮肤真白!”母亲的皮肤确实白,看上去有点不像乡下女人。母亲听方小娘这样说,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绯红。那时候,连我都觉得母亲确实是好看的。
      母亲是好看的,而且母亲身上似乎还有着某种气质。还有,父亲这个人是多么懦弱啊,当人与人之间的冲撞变得无法避免时,父亲首先想到的就是退让和躲避。
      那么,母亲是真的和刘书记有“不正当关系”吧?
      怎样才能把这可怕的,令人痛苦和羞耻的想法从心里赶走呢……
      
      母亲终于从床上起来了。她并没有死。她不吃不喝地一连在床上睡了好几天。她躺在床上的那些天,心里一定想到过死的吧。“吊颈”,喝农药,跳井,都是很方便的死法。村里不少人就是选择了其中的一种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母亲没有死,我想一个原因是,她放不下我们这些孩子。妹妹还很小,弟弟也还小,我,不是也还没有成年吗?母亲是爱我们的,我永远都相信这一点。母亲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要强的女人。她无法扔下我们这些孩子,到另一个世界里去。
      大表嫂来安慰母亲的时候,她对大表嫂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往水里扔呢?”她为自己辩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母亲看上去很憔悴,她的脸色很难看。可以想象她躺在床上的时候,心里经历过怎样的煎熬。
      但是一起床,母亲就把自己收拾得很利索。她衣着很齐整,头发也梳得很整齐。她起床后都在家里忙来忙去,把家里上上下下都收拾了一遍。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感到这个家确实是离不开母亲的。
      母亲一边收拾家里一边数落姐姐:“你也这么大了,过几年都要出嫁了,还不知道收拾家里!一个女孩子不会收拾家,将来怎么过日子啊!”姐姐帮着母亲收拾,一句嘴也没有回。
      那压在家里每一个人心头的无比沉重压抑的空气,终于有所松动。
      母亲到菜园里干活去了。我远远地跟在后面。我不敢跟母亲说话,我也不敢离母亲太近。我远远地跟着母亲。我还是有一点担心……母亲是不能死的。所以我要远远地跟着她。菜园离水井并不远。
      我一连“跟踪”了母亲好几天,也没有发现母亲有什么轻生的举动,才渐渐地放下心来。
      生活又重新回到了它往日的轨道。坐在教室里,我也能够听得进去老师讲课的内容了。但是老师和同学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里面有同情和怜悯,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也许这不过是我这个人过于敏感。
      学校要求我们五年级的同学住校。因为下个学期就要考初中了,全公社只有一所中学,不是所有的小学毕业生都可以升到初中继续读书的。“四人帮”已经打倒了,全国都在“向科学进军”,知识的重要性重新为人们所认识。而且,一个村的小学校有多少人能考进全公社那唯一的中学,也事关大队和大队小学的荣誉。
      晚上仍然没有电灯。我们在小学校上晚自习,只能用自带的煤油灯。那煤油灯也多半是自制的:一个用过了的墨水瓶,加上一根灯芯就制成了。灯罩自然免了。走进教室,每个孩子的桌头都放着一盏自制的煤油灯,每盏煤油灯都发出灿烂的光明,看上去倒也有些壮观。下了自习后,每个人的鼻孔都是黑的,这自然是煤油灯所赐:煤油灯给我们的眼睛带来光明,也给我们的鼻孔带来黑暗,因为煤油很难燃烧充分,总是会有很多的烟垢――而且,很多同学的“煤油灯”里烧的并不是煤油,而是柴油,因为柴油要比煤油更便宜一些。但柴油的烟垢比煤油还要大。
      只有在面对课本的时候,我才能够找到充分的自信。……我的成绩怎么这么好呢,我不会是一个天才吧?也许我真的是一个天才――当在生活中遇到让我感到痛苦的问题,而又根本找不到有解决办法的时候,我就这样默默地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下学期就要考初中了,以我的成绩,我当然要考全学校第一。我一定要为学校争光!我还要争取考全公社第一!如果我在初中升学考试中,真能考全公社第一,那会是多么光荣的事啊!等到我考了全公社第一的那一天,周围的同学会以怎样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呢?
      三毛子和我坐一个座位。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从来也不好好做老师布置的练习,而老是要找我说话。我不想理他,他成绩很差,对考上初中根本不抱希望。我可不想受他影响。我威胁他:“你要是再说话,我就要告诉老师了!”他果然歇了一段时间没有说话。但是并没有过多久,他突然大叫了一声:“蜘蛛!”
      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哪里也没有看到蜘蛛。三毛子却在一边捂着嘴巴偷偷地笑起来。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不知道怎么我又恍然大悟了:原来“蜘蛛”并不是“蜘蛛”,而是“地主”。三毛子在提醒我:你成绩好又有什么用呢,别忘了你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如果我曾经在幻想中进入过天堂(我想象当我在升初中的考试中考了全公社第一后,会是如何风光),那么三毛子的一声“蜘蛛”很快就将我从天堂拉回到人间。我就是考了第一又怎样呢,我仍然是一个地主子弟,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
      我又想起那封告状信。公社武装部长找母亲谈话之后,就不再有下文。那件事到底怎样处理呢?母亲确实和刘书记有“不正当”关系吗?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上面会怎样处理母亲呢?或者,那件事完全是子虚乌有,完全是刘书记的“政敌”们为了推翻他在船山村的“统治地位”而捏造出来的,那么上面又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无论如何,那件事不会就此不了了之吧?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1976年已经过去了,已经到了1977年的元月,冬天已经到来了。没有人再提起那件事,刘书记仍然当着他的大队书记。也没有再来找母亲谈话,当然也没有人给母亲一个“说法”。那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么?如果事情就这样过去,虽然家里人曾经在心里有过的耻辱感可能永远也无法抹去,但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又怎么能够期待另一个更好的结果呢?期待什么更好的结果的想法是一种奢望,是非分之想。
      但是家里的空气怎么又变得紧张起来了呢?我还是一个孩子,家里发生的事,大人是不会和我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明显感到了家里空气的沉闷和压抑。似乎有什么危险正越来越临近了。
      那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到家里,明显地感到家里的气氛不对。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那件严重的事情是注定要发生了,而且是一件相当不好的事,但没有人能阻止它发生。家里人能做的就是等待它的到来,就如同等待命运的宣判。
      天已经黑下来了,姐姐点亮了煤油灯,把灯芯捻到最大。
      有人在外面叫母亲的名字,和大哥的名字。乡下结了婚上了一点年纪的女人,是很少有人会叫她的名字的。平时村里人都叫母亲“三娘”,或者加上父亲的姓,叫“陈三娘”。我知道母亲叫“吴芝香”,但“吴芝香”三个字从别人口中叫出来,听上去却是那样陌生,简直有些让人心惊肉跳。那是冬天里的一个漆黑的夜晚,外面许多杂沓的脚步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母亲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那些脚步声都往村头的一个方向而去。冬天的乡村的夜晚一般是很寂静的,但这个夜晚与别的夜晚有些不同:终于有事情发生了!村里人在这个夜晚一定变得很兴奋吧……
      我从学校放学回家的路上,就发现村头的那块空地变得和平时有些不一样。那棵最高的树上挂起了喇叭,另外几棵树的树头上挂起了几盏风灯,还有些地方贴起了标语。那时候我心里其实就已经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样的布置,像是要开“批斗会”,要批斗什么人。其实我想到了,那个要被拉出来批斗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母亲……
      大哥是被拉出去陪斗的。大哥是家里的长子,他常常站在母亲一边。大哥上过初中,在村里要算是有文化的人。他查过小队会计王云生的账,还查出了其中的问题。他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小队书记。大哥的字写得很端正,账目也很清楚,还得到过来检查的公社领导的表扬。但是大哥的脾气有点像母亲,有些“耿”,性子上来了,会管不住自己,会忘了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这样,村里颇有一些人看不惯他: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有点太猖狂了!
      母亲和大哥被人从家里喊出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村里人真的要开会批斗他们吗?不都是“乡里乡亲”的吗,平时不都是叫母亲“三娘”吗,怎么好意思开这样的批斗会?
      有些要强的,有些过于好面子的母亲,被拉到众人面前接受批判,这对于母亲对于家里所有的人,是怎样耻辱的事啊。
      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外面的声音传过来了,批斗会开始了。口号声喊起来了:“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打倒四人帮!”四人帮不是已经被打倒了么,怎么仿佛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个年代?
      还好,没有人喊打倒母亲和大哥。也许是母亲和大哥都太渺小了,不配喊打倒。“四人帮”则是大人物,喊了“打倒四人帮”,再喊打倒母亲和大哥,就有点太抬举母亲和大哥了。
      口号声不断地响起。批斗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实在是太煎熬人了。只有睡到床上去。哪怕睡到床上,外面的口号声还是不断地传过来――仿佛是那么近,就在你的耳边。
      不断地有人发言。那些发言的人都是村里的熟人。他们在“批斗”母亲,连带着批斗大哥。我听出来了,有一个发言的人是小学校的罗校长。罗校长发言的时候声音真大啊,我想起了一个成语:“言正词严”。他的口气听上去确实是严厉的,甚至有些可怕。这和我印象中的罗校长有些不一样。罗校长不是老表扬我么,前不久他不是还鼓励了我,叫我好好学习,要争取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考出好成绩,为学校和大队争光么?为什么他要这样严厉地批判母亲和大哥呢?如果他不参加批斗会……如果村里人都不参加批斗会,批斗会不是开不起来么?
      更重要的是,母亲和大哥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让村里人要召开这样一场批斗会呢?
      是查实了母亲和刘书记真的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么?
      但是我听出来了,主持批斗会的人就是刘书记。
      刘书记“安然无恙”,而且他亲自主持了母亲的批斗会,那么说明他的“政敌”们所写的那封信是在造谣。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被批斗的人不是那些“造谣”的人,而是受害的母亲呢?一个人受了别人的诬陷,却要被拉到众人面前接受批斗,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是我孩子的大脑所想不明白的。
      刘书记确实曾经对母亲有过“想法”吧――要不然那段时间他为什么老是往家里跑呢?有人要拿这件事做文章,没有得逞,他为了“撇清”自己,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把母亲批斗一场。要找到批斗母亲的理由也不难――母亲不是说过这样的话么:谁要是再叫我地主婆,我就和她拼了!你本来就是“地主婆”,为什么不让人叫?你这个“四类分子”不是太猖狂了吗?
      批斗会终于结束了。最后一阵口号声响过,人散了。母亲和大哥也回来了。母亲的手里还拿着一块木牌。
      这么说,母亲还被人“挂了牌子”!母亲胸前挂着一块牌子,站在众人前面,接受村里人的批斗。
      母亲把那块牌子扔到门背后,脸上的表情,掺杂着难过、气愤、羞愧和无奈。
      那块牌子上到底写了什么呢?这成了一个永远的谜。我永远也不好意思去问母亲,或者去问家里任何其他人。那块木牌上写的一定是非常不好的话,比如“打倒地主婆――吴芝香”之类。一个人一生被挂过一次这样的牌子,是一辈子都很难从心头将它摘去的吧……
      这个夜晚所带来的耻辱,许多年里也无法从家里人心头抹去。
      
      (责编:王晓莉电子邮箱:1688wx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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