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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范文10篇 文学批评与哲学

    时间:2019-02-03 05:32:06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回想1985年出现的方法论热,批评曾喧嚣了好一阵,批评界介绍、时兴或被“炒热”过的新名词、新概念、新主义、新派别、新思潮、新动态等等真可谓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都“各领风骚三五天”。1986年方法论热便遭遇搁浅,到了90年代,面对相继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出现了批评缺席、批评失语的问题。究其原因,总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缺少强大的哲学做后盾。�
      文学批评到近现代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技术操作的特点也比较突出了,但它们仍然不过是哲学的延伸。在本质上,文学批评的终极目的不在于对文学的技术评判,而在于通过对文学的分析和判断从这一特定的精神领域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是在哲学层面上实现其自身,即关乎着意义建构和价值建构的、关乎人的精神寄托与精神家园的问题,它的指向是人及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它所追求的是对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最终追问。因此,所谓的流派也不过是我们从不同角度和命题出发,经由相同或不相同的文学对象对世界的多层面的解说。文学批评是哲学的派生,文学批评依靠着美学,美学又追寻着哲学,哲学以美学为中介间接影响着文学批评。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变化。例如,西方古代哲学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文论就侧重本质论;西方近代哲学侧重认识论,西方近代文论就侧重创作论;西方现代哲学侧重方法论,西方现代文论就侧重批评论。到20世纪,文学批评与哲学的这种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文学批评的背后总有某种哲学思想支撑,结构主义批评源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哲学;现象学批评直接来自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经过海德格尔改造的现象学哲学,形成了存在主义的哲学和美学;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哲学解释学,它既是批评理论又是认知的哲学;直至罗兰•巴尔特的后结构主义开始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福科的 “知识考古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已经难以分清它是一种批评思潮还是一种哲学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之所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文学批评流派,从深层次上讲,乃是因为有那么多不同的哲学之故也。正如吴炫所说20世纪各种文学批评学之所以成为可能,其缘由完全是在文学批评学以外的地方。如果惊叹20世纪批评理论的丰富,其实就是惊叹20世纪哲学理论的斑驳陆离;如果批评的强悍是出于批评家对世界理解力的增强和认识的多元化,那么,甚或“批评的时代”就是“哲学的时代”的同义语。 �
      在20世纪众多的哲学流派中,对文学批评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领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倾向。这种哲学思维拒绝绝对真理,拒绝终极认识。认知个体的每一次感悟,不过是对存在的一次逼近,有时甚至是扭曲或遮蔽。以波谱为代表的20世纪科学哲学提出的方法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一切科学理论都只是猜测和假说,它们最终不会被证实,却随时被证伪。科学的精神不是昭示终极真理,而是在不断的批判过程中寻找真理,批判思维才是科学的特征,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精神是科学的精髓。20世纪哲学中这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都对文学批评包括其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终极真理的完结,变化的观念深入人心,文学批评领域充盈着批判和否定的活力,否定和翻新成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式,任何建立“权威的文学批评”的企图都要受到挑战。20世纪涌现的批评流派之多,革新速度之快,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在20世纪之初,俄国形式主义就率先对19世纪以前的传统文学批评进行大胆反叛,其最大的理论创新之处就是从文学的语言形式本身切入,重新界定和阐释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它们排斥文学作品所借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原因的研究,强调对作品文本的分析,把对作品本文的研究当成批评的主要任务或出发点,从而构成对19世纪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如传记批评、心理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的颠覆,此后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继续高举形式主义的大旗,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发起猛烈攻击。新批评在把作品本文作为研究对象这一方面做得更为彻底。它拒绝将文学作品看做是社会历史的反映,以“意图谬误”切断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甚至提出了“作者之死”这一极端的口号,以“感受谬误”,切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宣布作品与作者、读者、世界诸因素无关,完全切断作品与这些因素的关系,彻底把文本孤立出来。后来的解构主义批评仍立足于文本,同时突破了结构主义批评的封闭性,大胆解构二元对立,用异延替代共识,形成了一种更具破坏力的文学批评运动。20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正是通过对传统文学批评的批判实现了文学批评的重心从作者到作品的转变,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模式之一。换言之,上述形式主义的诸种批评都是在对传统规则的反叛中成长起来的。�
      更为明显的是20世纪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当代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之一,这一旗帜之下的哲学派别显示出两个共同特征:一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二是推崇分析法,将分析法应用于语言。受分析哲学这一思潮的影响,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了语言。符号哲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都把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加以研究。海德格尔更是提出了一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声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语言不再被单纯地看做认知的工具、思维的外壳、意义的载体、客体的镜像,语言是文学的本体特征,一种建构性的要素。在这种语言观念影响下,文学批评也表现出自觉的语言批评意识。文学语言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且被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语言不再是作品传情达意的手段和工具,它就是目的本身;语言不再是依附于文学内容的物质外壳,它同时就是作品的内容。正如霍克斯在阐述雅各布森的观点时所言:“语言艺术在方式上不是指称性的,它的功能不是作为透明的窗户,读者借此而遇见诗歌或小说的主题,它的方式是自我指标的:它就是自己的主题。”在当代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文学批评中的“语言”呈现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中,语言被提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俄国形式主义流派把自己的学术团体命名为“诗歌语言研究会”,该派文论的核心为语言技巧问题,追求文学语言“陌生化”效果。40~50年代出现的新批评则是一种细致的语义分析,把批评的任务设定为对作品语言做语义学、修辞学的阐释。从语言文字入手,被他们看做是批评唯一可靠的客观途径。在新批评的“细读法”中,人们仿佛在用放大镜读每一个字,捕捉着词语中的歧义、含混、反讽、象征、隐喻和张力。在索绪尔现代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是语言的建构,它们视文本为一种自足的符号系统,并把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对文学作品做共时的结构研究。而在解构主义批评那里,语言的能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语言成为自由嬉戏的场所,文本变成一个人言言殊永无定论的世界,人们似乎已不可能与本真的自然世界相遇,而处处遭逢的是语言迷宫或符号陷阱。新历史主义批评与传统历史批评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历史不再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而是一种语言的阐释,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语言建构,它们都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在今日的文学批评中,批评家不再谈世界、对象、真理、历史、社会、人物、情节,而只谈语言、符号、本文、语境、关系、结构、生成、转换、消解。20世纪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语言的构架中得到了重塑。20世纪的文学批评就这样常因哲学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流派纷呈,学说并列,实际上是哲学的同步反映,后者无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前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话语背景和发言领域,无不是前者的似断实续的延伸。�
      批评既然是哲学的延伸,批评也就成了哲学的晴雨表。正如一位年轻批评家所言新时期批评的花样翻新正反映了哲学上的无所适从。当我们不断地、急不可待地将人家的东西胡乱搬过来的时候恰好暴露出我们的一无所有。当一路追赶着直到把西方批评体验过的都体验了一遍,大家终于发现在把别人说过的话都说过以后,到真的要与别人开始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无话可说。说到底,新时期批评表象的繁荣和现在的沉寂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所映照的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即哲学的贫困。1985年的那次方法论热潮很快消退,就是因为仅停留在方法的简单搬用上,没有进行深层的哲学意识和知识体系的更新。所以,仅仅从方法上讨论批评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认识到文学批评与哲学的这种一体化的关系。从方法的角度移植一下批评并不费事,或者,对移植的批评做一点过细的梳理,推究一下它的来源流变,也并不是什么十分费劲的事,关键是将它的背景与它自身做一体化的考虑。没有对文学批评与哲学的这种一体化考虑,移植过来也是枯掉、死掉。这里面涉及到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中国传统的感悟式、印象式批评与儒家和道家哲学是密切相关的,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延续着这种批评模式,又与封闭的、专制的文化形态水乳交融。前几年批评界将西方批评方法生搬硬套给中国文学现实,在实践中常常导致“解释的错位”,造成方枘圆凿的尴尬,就是对异质文化的地缘文化背景考虑不够所致,橘生淮北则为枳。80~9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各种理论,表面看起来我们的理论资源很多,但是要想真正变成自己的理论,必须与本土经验与本土文化结合起来,因为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的语境中产生的,一旦脱离那个语境,想把它完全抽象起来变成一个普遍的真理,是不可能的,即使作为一个思想资源引进来,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语境中重新生产。哲学是主体对世界的解释、对人的生命活动的言说,所以不是随随便便拿过来就能用的,这里面首先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的认同问题。如果西方哲学不能在中国生根,作为其派生物的文学批评又何以成为可能呢?这一点,似乎可从1986年前后结构主义批评与新潮文学在中国的兴衰见出端倪,也可以从佛洛伊德、萨特、德里达在中国的旋生旋灭略见一斑。而且文学批评如果不是从创作实际和创作问题出发,满足于译介西方理论,这样的理论也就丧失了影响现实的品格,也丧失了依据现实问题反省理论局限的批判精神。 �
      艺术观念是由哲学观念派生的,哲学观念的多样化,必然决定了人们对艺术的抽象认识也是多样的。在西方文学发展进程中,艺术观念的变革往往与哲学观念的变化紧密相连。换言之,一个时代的哲学观决定了它的美学观。康德的哲学观导致了其美学思想的产生,存在主义哲学使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得以兴起,实证主义哲学带来了门罗的科学主义美学等等。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文学批评中的哲学观念相当贫乏。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一直是认识论;把作为哲学原理的反映论不加具体规定和改造直接引入文学理论,而无视文学反映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对于文学是对生活形象的反映这一点上,认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反映只有形式上的区别,无视它的审美特点。文学反映中感知和认识、情感和思想、想象和意识、愉悦和评价、意识和无意识、理性和非理性这些丰富的内容都被排除在外,文学对生活的反映仅仅植根于客观再现之中。由此生发出来的批评标准,也主要强调作品所呈现的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吻合程度。这种标准对于写实性作品的衡量,是无可替代、无法取消的,然而,文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对于抒情性作品、表意性作品的衡量,这个标准显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它有文本价值、社会价值、超越价值与审美价值,而以认识论为批评标准的哲学基础,则无法满足文学的丰富性。新时期初期,中国文学批评复兴,各种文学批评观争相登台亮相。从“我所批评的就是我”到“批评即选择”,从“批评是误解”到“批评即交流、即对话”,从“批评是一种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的文化活动”到“批评即判断”……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但不久,批评便从喧嚣趋于平静。批评在今天的沉寂让人深思批评为何在中国如此容易偃旗息鼓?仔细分析便可看出,各种批评观与现代哲学本体论在思维方式上是脱节的,而且不论这些批评观有何不同,在本质上仍然都是源于哲学上的认识论,貌似多元的哲学观念仍然是一元,所昭示的仍然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理解的贫困。80年代中期,新潮文学给批评家提出了新的课题,虽然一些批评家也力图站在文学的潮头对新潮文学做出新的阐释,但批评也只是在圈子里面做技术的游戏,并没有实现文学批评深层次的意义建构与价值建构的功能。到9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出现了批评缺席、批评失语的问题,批评话语不得不面对无力解释文学现象的尴尬。批评理论话语的陈旧、哲学意识的僵化、哲学观的简单化庸俗化使文学批评单一、肤浅、苍白无力。这种状况一直到9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没有哲学的文学是贫血的,没有哲学的批评同样也要患“贫血症”,所以,有人说批评的繁荣在任何时候都是哲学繁荣之后的事。总之,文学批评要多样化,要有力度和深度,就必须要有健全的“哲学观念”,这种“哲学观念”应该是丰富的,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 �
      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哲学思辨力的贫困,也是导致批评疲软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文学批评中的“哲学思辨”其实就是思想方法问题,它更多地要求人们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更深入的多角度的思考,要求从理论上系统化,达到理论思维的高度。在西方大部分文学批评中,批评家的理论思辨力(哲学思辨)是极强的,他们注重思辨形式的多样化与科学化,用各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对事物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而在我们的批评中,以感性为主,重直觉型的批评方式至今还渗透于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思维模式之中。目前我们的不少文学批评缺乏严谨的哲学思辨,认识方法的简单化,思辨形式的机械化,造成了文学批评中“哲学思辨”的贫困。这主要表现在不能把握作品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不能认识到一种创作方法在时代变革中的动态发展,在批评中过于偏重社会政治的、伦理的内容,而忽视作品中可能存在的历史的、心理的、哲学的、以及更广泛的精神文化范围的意义,常常用一种单一的思维方式和尺度去思索和衡量多姿多彩的文学现象,因此就无法把握住时代思潮裹挟着的多种风格流派更迭演进中充满矛盾的整体现象。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思维空间得到了拓展,思维模式由单一走向了多维,但貌似多元的批评,始终未能超脱“二元对立”的束缚和“一元独尊“的阴影,批评的思维一直在“二元对立”中运行,如精英批评与大众批评,人文精神与世俗认同,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结构与解构,启蒙与沟通等等。比如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在中国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中,内容都占据着主宰和支配的地位,而内容的基本含义就是政治,形式被排挤到边缘的、无足轻重的位置。一度十分流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在这种口号下面,一切对艺术的追求都被斥之为形式主义,一切与形式有关的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索都被打入冷宫,它给我们文艺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新时期以来一些年轻的批评家向这种僵化的内容―形式关系的模式发起冲击,但他们采取的策略不是拆解这种两项对立,不是根本否定这种先验的一元权威模式,而是用形式的霸权取代了内容的霸权。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20世纪形式主义美学,强调形式的唯一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标榜形式上的种种革新和实验。但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对陈旧僵化的内容―形式模式的冲击也未能完全奏效。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尽管颠倒了上述两项对立的等级次序,但却并没有摆脱那种以一个中心为基础的两项对立的思维模式。当代解构理论认为,拆解两项对立思维模式的途径并不是将两项中被压抑的一方释放出来,反过来压倒和代替其对立面,成为一种新的权威,而是从根本上去除这种中心和权威。在处理内容和形式关系时,不应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划分轩轾,倚轻倚重,而是努力在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矛盾运动中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思维不转换,不论怎么变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文学批评要发展要深入就必须有科学的“哲学思辨”,必须摆脱静止的、孤立的、平面的思维模式,建立更接近世界和文学真实状态的、高维的、动态的立体模式,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对构成文学现象的诸种基因做深入的科学的思辨,才能是深入文学肌理的批评,才能使批评更多样化更科学化。�
      �
      注释:�
      ①汪政、晓华:《贫困与失语》,《读书》1996年第4期。�
      ②胡亚敏:《浅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时代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③胡敏:《当代批评与哲学意识的贫困》,《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4年第3期。�
      ④吴弦:《文学批评学何以成为可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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