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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儒林外史》中的商贾形象]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

    时间:2019-02-08 05:23:09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摘 要:《儒林外史》是一部以反映读书人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为主的小说,但同时在吴敬梓笔下还活跃着一群商贾形象。这既是时代背景使然,也是作者亲历亲闻的结果。他们丰富了文士的生活场景,体现了时代特征,还寄托了作者“述往思来”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商贾形象;成因;特点;儒商精神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讽刺现实主义作品,长期以来人们把注意力多放在书中描画的读书人身上。然而小说既取名为“史”,便已表明作者独特的文化视角不只是关照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如果从作者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熙熙攘攘的世界所作的五光十色的描绘这方面来看,它似乎更应是一部风俗喜剧。”[1]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然而无论是从吴敬梓本人的生活年代(1701-1754),还是从《儒林外史》的写作时间(1734-1749)来看,其对读书人周围生活栩栩如生的艺术再现,则是属于18世纪中叶无疑。
       对于熟悉的场景,吴敬梓“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生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2]这里还包括一类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商贾。
       一、商贾形象的涌现
       小说中,作者或详或简地描写了一大批商贾形象。这首先是时代背景使然。吴敬梓所处的时代,手工业和商业已有相当充分的发展,特别是他熟悉的南京、扬州、淮安、苏杭等地,城市经济非常繁荣,自然也就涌现出一大批从业人员。其次,与吴敬梓本人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吴敬梓曾几度前往扬州、仪征、淮安一带,而“留扬最久”[3],在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中做客。吴敬梓在与盐商们的交往中,发现他们与传统士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正因为是亲历亲闻,因此吴敬梓笔下的盐商形象就显得异常生动。
       二、商贾形象的特点
       小说中出现商贾形象由来已久,较之前代,《儒林外史》中的商贾形象体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 从事行业日趋增多,经营方式灵活多样
       《儒林外史》中的商贾从事的行业、经营的种类纷繁复杂,包括典当、茶馆、酒肆、书店、戏行、妓院,贩卖盐、丝绸、香蜡、绒线、头巾等,不一而足。这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以前的作品很难超越的。
       (二)经商手段愈发精明,为牟利益不择手段
       小说第五十二回记载陈虾子建议陈正公的一段话:“爽利该把银子交与行主人做丝。拣头水好丝买了,就当在典铺里;当出银子,又赶着买丝;买了又当着。当铺的利钱微薄,像这样套了去,一千两本钱可以做得二千两的生意,难道倒不好?”本是极好的主意,不过贪得无厌的商人还不满足这样的利润,想要放债。陈虾子也劝过叔叔:“放债到底是个不稳妥的事”,可利欲熏心的陈正公如何听得进去,终究是中了合伙人毛二胡子的圈套,差点吃了大亏。这些描写中使得商贾贪婪逐利的本性暴露无遗。
       (三) 附庸风雅,延纳清客
       《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楼梯上又走上两个戴方巾的秀才来:前面一个穿一件茧绸直裰,胸前油了一块,后面一个穿一件玄色直裰,两个袖子破的晃晃荡荡,走了上来。两个秀才一眼看见王义安,那穿茧绸的道:‘这不是我们这里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那穿玄色的道:‘怎么不是他?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乌龟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两个秀才越发威风……这里两个秀才把乌龟打了个臭死。店里人做好做歹,叫他认不是。两个秀才总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后打的乌龟急了,在腰间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才罢了,放他下去。”引述这个事件,无心探勘秀才为何对“丰家巷婊子家”了如指掌、在公共场合大打出手是否有辱斯文、收钱即住手的他们维护法统的真实动因,值得注意的是,王义安在经商有钱之后为什么还要戴方巾,冒充士绅阶层?卧评道:“或谓王义安无故戴方巾上饭馆,何为也者?曰此无足怪也。扬郡风俗,妓院之掌柜者,非以妻妾为生意者也,总持其事而已。往往住华居,侈结纳,混迹衣冠队中,是其常事。”还是没有揭示原因。
       实际上,这里透露着一种讯息,即中国的商贾经历的初期的狂放自傲,到了清代,逐渐开始自省,毕竟传统思想一时很难更改,封建社会并不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士绅阶层的优势地位仍将长期存在。穷酸破落的秀才仍比“住华居,侈结纳”的掌柜(低级商贾)的位高一等、怕去见官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森严,财富并没有为商贾带来相应的社会尊重和政治地位,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向士绅阶层靠拢。如王义安之流只能以“戴头巾”的方式取得心理的平衡,当然大商人如万雪斋者也戴方巾,但这还远达不到目的。梁启超在论述“清学全盛的时代环境”时有言:“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4]这里即提到了清代商贾阶层与士绅交往的一种主要方式――延纳清客。
       清客自然多是士绅阶层的人充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代理笔墨、陪客应酬,有特长的还设计园林、布置厅堂”,“商贾们乐于同士绅交往,不仅看中的是他们的才识,更看重的是士绅中一些人的地位、名头以及与官府结交的本领”。[5]这些在《儒林外史》中都有体现。但须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出于附庸风雅的需要还是实际利益的考虑,富商是把士绅看作可资利用的工具,而内心依然没有丝毫尊重。他们可以随意使唤清客,如王汉策之于写“金字寿文”的秀才;也可随意将其扫地出门,如万雪斋对牛玉圃;甚至当面羞辱,如河下方家老爷就当着金寓刘的面把花二百二十两银子买来的对联“两把扯碎”。
       三、儒商精神的悖反和重构
       吴敬梓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作家,“《儒林》是第一部有意识地从儒家的思想观点出发而写作的讽刺小说。”[6]毫无疑问,儒家是一个严义利之辨的学派。儒门中人重义轻利,反对见利忘义。儒家一方面肯定人们逐利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合理性牢牢限制在“道”“义”的范围内,这就形成了儒家认可的“儒商精神”。再定义一下,所谓“儒商精神”,是指“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结合,其基本特征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孔子的弟子子贡是早期儒商的典型。”[7]
       然而现实中悖反这种“儒商精神”的商贾却大量存在。反映在吴敬梓笔下,就无情的揭露了一些商贾的“不义之举”,如新市镇汪家小押店算定杨执中没有过年的柴米,就想趁机低价收购他那只“心爱的炉”、毛二胡子的欺诈行为、仁昌、仁大方家这两个典铺“戥子太重,剥削小民”。
       小说中当然也描写了一些正面的儒商形象,例如第三回中写到的金有余及“四位客人”,便是信奉“君子成人之美”、“见义不为,是为无勇”的儒商典范。商人们帮助周进成就功名,完全是真心实意,光明磊落,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一开始便说:“就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走江湖的人,那里不破掉了几两银子?何况这是好事”。知道周进“巍然中了”,“众人各各欢喜”。全书始终未提还钱的事。卧评不禁赞道:“金有余以及客人何其可感也。天下极豪侠极义气的事,偏是此辈不读书不做官的人做得来。”第四十一回出场的庄濯江曾“在泗州同人合本开典当”,经庄绍光介绍,“亦非等闲之人”。因其“平日极是好友敦伦,替他尊人治丧,不曾要同胞兄弟出过一个钱,俱是他一人独任;多少老朋友死了无所归的,他就殡葬他”、“最是敬重文人,流连古迹”、“现今拿着三四千银子在鸡鸣山修曹武惠王庙”。庄濯江的这些行为都是极符儒商精神的。但是小说中,像这样的儒商真是寥寥无几。
       在小说临近结尾处,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作者又写了“四大奇人”。季遐年,既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自娱;王太是围棋高手,又是安于卖火纸筒子的小贩;开茶馆的盖宽,画了一手好画;做裁缝的荆元,操得一手好琴。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万历二十三年”,五十五回开头一段,作者用无限神伤的笔调追思“虞博士那一辈人”的时代,并与现世比较,实际上道出了今不如昔的可叹局面。这个时候,作者“添四客”是什么用意呢?既说是“客”,已表明不是儒林人士,“然独不乐与士人往还,且知士人亦不屑与友”[8],他们实际上是知识分子高雅生活“琴棋书画”的化身,是一帮自食其力,安贫乐道,多才多艺,过着“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自在日子的儒商形象。写他们的原因作者在回目中已做回答――“述往思来”。跟随盖宽的脚步“述往”,体现礼乐兵农理想的泰伯祠已经“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思来”,“四客”就是作者为生活在“邦无道”时代的读书人设计的人生道路,即不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是凭自己一技之长安身立命,如此便可以不依赖统治阶级,保持高尚节操。然而,换一个角度,我们何尝不可以说这是作者最为犬儒的自嘲?试想如果所有优秀的读书人都去走“儒商”的道路,他们能否竞争得过那些狡诈贪婪且又勾结官府的奸商就很值得怀疑,况且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出仕责任,“邦无道”的局面到底由谁来扭转?
      
       参考文献:
       [1][6]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50、217页。
       [2][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56、160页。
       [3]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8页。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56页。
       [5]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300、304页。
       [7]陈书录.儒商及文化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3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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