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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的政治潜能

    时间:2021-02-05 07:44:05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社会文明的进步,要求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理性秩序做后盾。在中国,理性秩序的维持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官僚机构。“有严密的行政机构,可促使文明发展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发生流通。其行政机构,显然是以神人合一的天子为其封建级序的高峰”。 这就要求所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形式、文化艺术都要服从这一行政机构。中国没有宗教,不能在纯粹精神层面上让人们臣服于庞大的官僚机器。解决这一问题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文化艺术上。当儒家思想取得封建正统地位后,它就规划着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元书法的理性之维。

    1.书法的教化功能

    用来维护社会秩序、捍卫既有文明的儒学,重视理性的探索,强调以礼治国。儒学认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要建立一个礼治国家,使人民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其教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文学自然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琴、棋、书、画等艺术也必然成为礼教的重要工具。尽管孔子十分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但到唐代,它的这一功能已被大大降低了。唐太宗就曾“反对夸大音乐的社会功能”。

    文字的出现,书法的产生,艺术的张力,证明了“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因为他有能力根据他自己所采取的目的来使自己完善化”。人们特别是中国人更会运用已有的文明成果,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艺术进行自我教化、自我完善。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阐明文字“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作用的同时,就寓意着书法的社会功能已被确认: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

    汉代赵壹在《非草书》中,通过非难草书,从反面指出书法既“要达于政”,又要“无损于治” 的政治宏旨。

    蔡邕借毛笔的功能,把书法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阐述得更为具体不仅要对圣王歌功颂德,还要传播伦理道德,沟通天人关系:

    书乾坤之阴阳,赞三皇之洪勋。叙五帝之修德,扬荡荡之典文。纪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勤。传六径而辍百氏兮,建皇极而叙彝伦。综人事于日奄 日奄兮,赞幽冥于神明。

    宣称“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倡导狂放书风的张怀瓘,虽然否定王羲之尽善尽美的书法,但他同样坚持儒家的教化思想:

    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

    书法的教化作用最终要落实到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上,以达到“克己复礼”,对封建秩序的认同。“君子只有不为外界所动才能修身养性,完善自己的人格”。“书如其人”这一命题的提出,让人对书法充满敬畏。虞世南强调书写时“心为君”“手为辅”,指出“心神不正,字则攲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米芾云:“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这些是说书者要心无杂念,心境澄明。王铎谓“书不宗晋,终入野道”,不仅是美学上对魏晋书风的认同,更是正统思想使然。王铎本人沦为贰臣,尽管其书法可谓是“二王”的集大成,但后人对之鄙视,正证明了书法非超然于义礼之物。

    如此,一个人自执笔之始,就要经过这些思想的洗礼,在潜移默化中自然会达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政治需要。

    2.书法的政治潜能

    由于社会教化的需求,书法获得了优于其他艺术的至尊地位,巨大的政治潜能使书法形成了特定的审美形式。

    1)“以书取仕”将士子纳入封建理性秩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统治、建立新型的社会秩序,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小篆定为官方文字,二是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控制的官员制度的确立,使得政治的斗争、利益的追逐就不是土地的分配而是官职上的分配。“最重要的是,任命官员的依据是科举考试,因此是教育方面的成绩资格,而不是出身和地位”。将这两项措施即写字和任官结合起来以书取仕,则是实现了彼此的政治梦想。

    秦汉依《尉律》将缮写释读9000字以上和精于八体书,作为选吏的一条标准。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以书取仕几乎已成为以后历朝一项选拔官吏的“国策”,马宗霍说:“而考之于史,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曰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马宗霍在此言明大唐统治者给予书法教化的政治定位,将书法列于国学的至高地位,然后,施以“以书取仕”实现其政治潜能。宋朝因防科举舞弊,关闭了“以书取仕”的大门,但“趣时贵书”、“趣时好以取世资”,书法依然可以取悦权势获取科第或使其仕途再度发达。

    明、清两朝虽大兴文字狱,但于书法却网开一面,承汉唐实行以书取仕制度。黄佐《翰林记》:“(明)国初令能书之士,专隶中书科,授中书舍人。”“清朝统治者从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治需要出发,一直努力将文化艺术纳入到封建统治的规范之中”。书法几乎成为天下士子特别是身处社会底层的读书人(或书写者)取得官爵和荣誉的最便捷、最为斯文,且又不失人格的一个工具。深感思想文化危机的明清统治者,在实施文化恐怖的手段时,何以开恩于书法?或许书法既能有助于宣扬圣言圣德,维护等级秩序,又有于上于下的安全系数均高的原因。“学而优则仕”会使知识分子放弃原有的立场、放弃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以书取仕”的士子更是成为封建官僚机构正常运行的一个无生命的铆钉。

    2)书家身份的潜在力量。中国人不会生活在纯粹的精神王国里,他们享受着世俗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侍奉着神人合一的天子。书法作为艺术本是极个性化的,但在中国它却是消解阶级对立的凝合剂。一方面士子们通过书法很容易走进统治阶层。由于书法是人生便利的工具,又有内在的政治潜能,习书的意义就非同寻常,“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这种学习的功利性非常明显,然而韦伯指出它还有内在的美学价值:“这种纯粹的人文教育有其独特之处。书写和吟读比口语表达更具审美价值,更符合士绅的身份。” 凭借书法进入统治集团的书家,其魔力还在于书法已成为身份确认的标志。另一方面,这些作为官宦的书家,“他们在生前身后都可能成为崇拜对象。由于文字著作和文献具有原始魔法意义,因此使得这些大官的印章和手书也具有半神圣的和去邪的意义,考生的考试用具甚至也获得这种意义”。 书法不仅给他们带来荣誉、地位和财富上的享受,而且也给朋友和家乡带来声誉。

    随着他们身份资格的不断被证实,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潜在能量,并开始引导着世俗审美的倾向,米芾《书史》记录了这一现象:

    本朝太宗……遂悉学钟、王。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

    而诸多封建帝王加入到书法行列,更证实了书法能辅助个体获得神奇的力量。皇权神授,显示了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如若用文学艺术来加强自身的威严,不是更有助于皇权统治?书法成为皇帝与士、士与民交流的最佳载体。同时“儒教是一种特殊的理性主义……为了安宁和谐而节制人的各种激情。正如乾隆皇帝所说的‘天道无常,唯理是辅’”。帝王利用皇权的力量将这种理性施加于大臣和士子,然后再传递给普通的民众。书法的政治潜能正是这样一层一级地释放出。唐太宗为了将王羲之推向圣坛,不惜打倒一切:“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自此天下书法莫不以其为宗。欧阳询虽无直接师承王羲之,但仍冠以学大王。“史书所记学右军者,或系高标时尚,以唐文皇于大令有饿隶之诮而讳之也。”欧阳询如此,其他更不必说。

    唐皇、清帝分别推崇王羲之、赵孟兆页 除了审美趣味的取向外,还有内在的政治动机。齐、梁时期,“比世皆尚子敬书,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唐初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唐太宗给王羲之翻案,贬其子献之,正符合儒家“三纲五常”中的君臣、父子之礼。而作为外族征服中原的清政府怎样顺化汉族士子,是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推介与之背景相符的贰臣赵孟兆页,其政治暗号是相当强烈的。

    3)逐渐僵化的理性审美形式。尽管马克思主义美学强调艺术的阶级性,但是马尔库塞指出:“艺术家属于特权阶层这个事实,既不会抹杀他的作品的真实性,也不会抹杀他的作品的审美性质。”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压迫的底层百姓,都会在书法审美形式中得到美的享受和升华。但作为帝王,他可能会主导某一审美思潮,则是极自然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就是强化群体,弱化个体。帝王在本质上虽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虚幻整体”,但在公众面前他们毫无疑义地象征着所谓的“公”。在专制文化下,多少个体价值和独立的人格被淹没在这一“公”的意志中。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者、看守者,理性审美之维是帝王们的必然选择,在这点上唐太宗、朱元璋、康熙、乾隆无疑是明智的、成功的。在帝王影响下,汉隶、唐干禄体、宋院体、明清馆阁体等书法审美形式,形成了整饬、中和、程式甚至刻板的理性特点,这种审美形式是由书法的社会性决定的,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和文化背景。

    但是过于理性化的思维,必然压抑着感性的冲动,造成对书法艺术的伤害。随着封建秩序禁锢的加强,书法理性的审美形式越来越僵化。姜夔说:“唐人以书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有魏晋飘逸之气。”唐代以楷法遒美作为取士的标准,固然较汉时律令明确而单一,但其遒美的审美标准仍有发挥的空间。而到宋代徽宗设置书学时,对审美形式则有了具体的界定:

    诸书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笔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或方而有圆,或圆而有方,或瘠而不怯,或肥而不浊,若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瘠,仿古人得其笔画而不得其均齐可观者为下。

    这种上、中、下的评判,对诸书体的统一要求,必然使天下士子就于程式。特别是朱程理学的兴起,主张“兴天理、灭人欲”,认为艺术的功能就是承担助人伦、成教化的作用,否则艺术也就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价值。这是对感性冲动的取消,是对书法艺术的戕害。至明清时代,书法的理性审美形式就走进了死胡同馆阁体几乎成为科举考试的最核心的标准。在“乌、方、光”三字诀的引导下,千人一面,万手雷同的书坛恶习得以形成。赵之谦将其总结为:“今必排字如算子,令不得疏密,必律字无破体,令不得增减。”如此作字,书法的理性之维必将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崩溃而转向。

    3.当代书法政治潜能的转向

    当今世界经济席卷全球每个角落,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全球化运动,西方文化霸权的意识日益浓厚,同在东方的日本,在文化领域也是野心勃勃。相反,在“欧风美雨”、“韩流日潮”面前,我们显得过于卑微。在人民大会堂作千人学术报告,全用英语,文化衫和学生使用的文具上的文字装饰几乎是外文一统天下。由此可见,以汉字为核心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坠入到何等地步。

    书法作为汉字的审美形式,理应与其他文艺共同肩负起捍卫民族文化的使命。它的政治所指已由原来的社会教化、维护传统统治秩序,转向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性、独立性,同时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确定本民族文化的身份。书法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符号,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舞动的北京”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为了实现书法这一新的政治潜能,必须充分发挥中国书协和各大学、研究机构的作用。前者“是我们自身的需要,是维护我们自身活力的需要”。只有有了自身的需要书法才有存在的可能和价值,这种需要来自对民族文化的崇敬,来自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后者则重在书法学科的建设,必须寻求人类审美之维的普同性,探求一种国际性的审美趣味、艺术价值、文化精神,为书法走向世界,促进世界艺术多元化发展,提供一条通道。

    书法政治潜能的转向,使书法审美之维由封闭走向开放,审美趣味、审美形式也由单一走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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