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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苗子和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

    时间:2021-02-05 07:44:13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PHOTO >> 郭延冰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最自豪的是一生中有无数良师益友相伴,没有门派与专业之见,只因志趣相投。1930年代的上海,1940年代的重庆“二流堂”,1950年代的北京栖凤楼和后来王世襄芳嘉园小院,劫难重逢后北京的一场场聚会,这对艺术夫妇总是生活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朋友圈中。这些人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郁达夫、邵洵美、夏衍、聂绀弩、叶浅予、启功、吴祖光、冯亦代、王世襄、杨宪益、丁聪、黄永玉……他们的言谈行止,如果有心人记录下来,便是一部现代的《世说新语》。

    每次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会面都是愉快的。

    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北京万荷堂的黄永玉81岁生日会上。名士云集,所见所闻皆新奇,然而,至今念念不忘的是黄苗子经典的微笑。当日上百宾客之中,黄苗子郁风是黄永玉的老友代表。晚宴开始时,黄苗子开怀大吃的形象让人难忘。——华君武曾说他:“好吃,得了痛风病,仍不顾。1994年在悉尼又大吃王蟹,几乎送命,恶习至今不改,尤喜食猪手。”——随手拍了一张照片,镜头下馋嘴的黄苗子,活像个大孩子。

    后来在黄苗子和郁风家中谈天,未觉两人岁数加起来已超过180岁,黄苗子不时欢笑,郁风中气十足。

    谈到邵洵美,黄苗子取出一把扇面,朗读自己书写的邵洵美的诗作,又取出60多年前在上海为邵洵美画的漫画,郁风也感意外,称赞把邵洵美风流倜傥的神采刻画得很像;谈到聂绀弩,黄苗子又取出聂在山西写给他的诗。谈到郁华,郁风取出自己的散文集《画中游》,其中有她写父亲的文章;谈到郁达夫,又取出《郁达夫海外文集》。可以想象,老友们在他们家聊天是何等愉快。

    他们家的布置是适合老友聊天的。书房名为“安晚书房”,画案不大,书架上堆满了书,墙上挂着黄苗子重写的聂绀弩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书房门前的对联是黄苗子的篆书,造型悦目,事后请教高人方知是:“春蚓爬成字,秋油打入诗”。黄苗子喜欢打油诗,这两句真是打油到家了。客厅墙上的一幅字是黄苗子写的“月是故乡明”。他们曾经在澳大利亚住了十来年,居住条件比北京好,如今还是喜欢住北京。毕竟,北京有许多老友。数十年来,两人身边永远少不了患难与共的朋友。

    黄苗子和郁风的家庭背景大不相同。黄苗子的父亲黄冷观与国民党要员吴铁城曾同为同盟会员,拜吴铁城之赐,黄苗子一直是拿铁饭碗的国民党高级公务员。郁风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曾留学日本,郁华是著名法官,曾营救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左派人士,郁达夫是新文学健将。郁风受郁达夫的影响,热衷进步活动。两个年轻人却因为艺术交流成为朋友。

    黄苗子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书香世家,古诗文的阅读和背诵奠定他的文学基础,练习书法则是他每日乐此不疲的内容。岭南名家邓尔雅开启了黄苗子一生为学之门。

    早在进入香港中华中学读书前,黄苗子就喜欢上漫画,16岁时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并在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发表,使他对上海无限向往。1932年,黄苗子从香港跑到上海投笔从戎,黄冷观紧急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拍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的一切。吴铁城把黄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职,黄苗子身在官场,心在艺坛,与许多画家成为至交。

    一年后,郁风也随家人从北京南迁上海。与黄苗子不同,郁风的大法官父亲和大作家三叔在她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郁达夫带郁风去见鲁迅,郁风深深记得的是鲁迅和蔼的笑容,很特别的是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的姿势。有一次郁达夫很直率地对鲁迅说:“我侄女学画,你有什么画册给她一本吧。”鲁迅果然送了郁风一本《引玉集》。郁风先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随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在徐悲鸿、潘玉良门下深造。

    细算起来,黄苗子与郁家有缘份。当年的上海有一个南社俱乐部,由柳亚子主持,有一个南社点将录,把水浒的108人编到南社俱乐部的108人身上,有郁华,也有黄苗子。“我是矮脚虎,郁华是什么我记不起来。”黄苗子笑道。

    和郁达夫的交往,黄苗子倒记得很清楚。每次郁达夫从杭州来上海,邵洵美都会打电话把黄苗子约出来,一起吃饭聊天。邵洵美是上海“文坛孟尝君”,他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把当时有名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全都收罗进去。黄苗子有空就到时代图书公司,和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玩在一起。郁风就在这时候走进他的世界。

    我问黄苗子:“你跟郁风是怎么相爱的?”黄苗子答:“因为老谈艺术和创作,在书信中也谈,还聊一些文艺界的情况。”

    好景不长,抗战爆发。郁风的家事,是大时代里国事的缩影。她的祖母拒绝为日本军官做饭,躲到后山下崖边,几天后冻饿而死;她的母亲陈碧岑遭日寇炸伤后留下永久的伤疤;她的父亲郁华为敌伪特务枪杀;三叔郁达夫在日本投降后被日军诱出野外,活活掐死。

    战火使文化人爱国之心更为炽热。黄苗子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穷途末日“快完了”,而仍然是根深蒂固地继续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条件、机器印刷漫画。所以,最早的漫画宣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在没有人提起了。像张乐平、叶浅予、陆志庠、特伟、张仃,这批人全部是漫画宣传队的重要人员。当时,鲁少飞他们在广东,我也去了广东,办了一个《总动员画报》,由部队出钱。《总动员画报》一出就是几十万份,对抗战影响比较大。当时涌现的一些好的作品,艺术性与政治性结合得很好,现在看来仍然很有力量。

    抗战中辗转各地,黄苗子和郁风之间音讯不断。在香港,郁风编了一本《耕耘》杂志,黄苗子是发行人。在重庆,黄苗子、郁风、夏衍、徐迟、冯亦代常聚在一起。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觉得难以抉择,因为黄苗子这时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为黄苗子担任说客的是共产党人夏衍。

    1944年,不同政党的要员在重庆一同参加他们的婚礼,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

    跃冶祥金飞郁凤,

    舞阶干羽格黄苗。

    芦笙今日调新调,

    连理枝头瓜瓞标。

    证婚人沈尹默赠诗:

    无双妙颖写佳期,

    难得人间绝好辞。

    取譬渊明远风日,

    良苗新意有人知。

    在爱海里,他们不顾政治的因素,却避不开政治的漩涡。婚后的黄公馆,各种政治面目人物都是的座上客,有左派面目清晰的革命名流,有戏剧界、诗书界的各种文人,甚至国民党军统特务。他们常在黄公馆打牌、清谈,有如自发地搞统一战线。

    在黄公馆的不远处,有一个更为方便的文化人住所,名为“碧庐”,这是电影界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房子,用来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白住。常常在这里的有革命家兼艺术家夏衍、漫画家丁聪、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叶浅予、大牌明星金山、翻译家冯亦代、歌唱家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性情相投,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

    那时进步文化人多与共产党来往较频,结交的是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乔冠华这样的朋友。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了“碧庐”中人的兴趣,这些文化人平时不用严格上班办公,生活自由散漫,便互相用“二流子”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并未题成,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二流堂”在民族水深火热之际安顿了一批文化人,而不同学科的文化交流,更成就了日后一批文化大家。

    1948年在香港,乔冠华深情地说:“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诚如乔冠华所言,1949年后的北京栖凤楼,住着黄苗子和郁风、吴祖光和新凤霞、盛家伦、戴浩,盛家伦称这里是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等名人高士来往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柯灵、于伶等到了北京,也都往这儿跑。黄苗子回忆:

    北京“二流堂”在东单一个破破烂烂的大房子,浩子(戴浩)花了几个金条买下了这栋楼,起初是盛家伦音乐大师、浩子两对夫妇住在里边。后来,我从香港来,没有地方住,也住在里边。再后来,《新民报》公私合营,也搬到里边,我也去参加管理。最后是吴祖光也搬进来。当时大家聚到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朋友。我跟郁风是美术界的朋友多,盛家伦音乐界的朋友多,吴祖光是戏剧界的朋友多。“二流堂”除了在朋友上的感情沟通,更多是推动大家专业之间的交流。比如吴祖光搞梅兰芳的戏剧,就把我、张光宇、张正宇请进去做艺术顾问,对布景等等提出意见。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想法、意识去振兴中华文化,但是实际上也作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郁风则说:“其实,也是因为文化圈里的人兴趣相投,不是从一开始就严肃考虑任务,要完成什么任务的。而且这里也不尽同行,有的搞戏剧,有的搞文学,有的画画。但是有一些共同的趣味、共同的认识,就很自然地走到一起了。”

    这批志趣相投的文化人聚在一起,并不知道厄运将至。黄苗子后来感慨:

    有一句话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险。我们就不知道危险。“反右”的时候,有人提出来我们是把重庆“二流堂”在北京恢复,还上告了中央。其实周总理是很清楚的。在重庆,郭沫若、夏衍都和我们在一起,到了北京又聚集到一起。四人帮把我们揭露出来,目的也就是为了针对周总理。

    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从此,“二流堂”一案株连无数。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名列其中。受害的除了一批熟知的堂友之外,有“名号”的还有:“叛徒”阳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务”叶浅予;“美国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局”的丁聪;中央印钞厂长冯亦代;“大汉奸大叛徒”潘汉年;“混世魔王”赵丹;“反动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工艺美术界霸头”张仃;“大政治骗子”、“反党老手”华君武;“大右派”聂绀弩。专案组查“二流堂”重要人物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不惭愧?”

    “文革”时期,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含冤入狱7年,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却相互不知下落。在郁风的回忆里,监狱生活成了一种修炼:“坚持锻炼,斗室之内,日行万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因为我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被禁锢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和古人、和世界对话,飞向每一个熟识的人,飞向每一处可怀恋的地方。”

    黄苗子说:“我这一辈子得到过最大的益处就是朋友。我原来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什么学历,我都是靠长辈、朋友的帮助,才有了一些学问。”

    他的很多朋友比他年长。1957年,黄苗子到广州送母亲上船回香港,为了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特别去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先生。当时,陈寅恪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要跟着一条白线去课堂。黄苗子记得:“陈老的头脑十分清醒,博闻强记。他指导我,让我查《新唐书》第几卷第几页就有一些有关唐代壁画的材料,《旧唐书》第几卷第几页也有,都是如数家珍。”

    在1950年代的北京,黄苗子曾经是聂绀弩家中的常客。黄苗子回忆:

    有一天我跟聂绀弩开玩笑,我说他是研究古代小说的,研究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我给他书房起个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用隶书写好了挂在书房。后来要命了,红卫兵来了。我都不知道红卫兵的事情,事后他才告诉我。他说,我要赔他一张“三红金水之斋”。红卫兵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就说是“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边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写出来。红卫兵啪就撕掉了,说:“你也配!”十年之后,我们再见面,我又用草书给他写了一张。

    黄苗子的同辈朋友有不少人日后成为文化大家。“反右”后,黄苗子、张光宇两家没有住处,王世襄毅然让他们住进了王家的芳嘉园小院。即使当时告密之风出现在文化人当中,黄苗子还是与启功经常来往。

    1976年唐山地震后,芳嘉园小院的主人王世襄不肯离开他收藏的宝贝,竟想出一个办法:在他心爱的紫檀大柜里睡了好几个月。后来黄苗子书写一联赠他:“移门好教橱当榻,漏屋还防雨湿书。”横批是:“斯是漏室。”

    近三十年间,黄苗子和郁风声名日隆,夫妇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但他们却自称是“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黄苗子的打油诗和郁风的散文,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玩票,却玩出大家风范。

    声名如同云烟,他们更在意的是,老友们历尽风雨后的一次次重聚。真奇怪,这些人受了那么多苦,却那么长寿,这个问题值得医学家好好研究。

    岁月如风,老友渐渐老去,有人一睡不再醒,有人哈哈大笑而逝。夏衍走了,叶浅予走了,吴祖光走了,冯亦代走了,启功走了,都带着笑。在他们的主心骨夏衍去世时,朋友相顾说:“这是喜丧!喜丧!”黄苗子郁风夫妇送的挽联中有句:“旧梦懒寻翻手作云覆手雨,平生师生一流人物二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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