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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身报刊:收获系统成果

    时间:2021-02-05 07:44:36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近代报纸与期刊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从性质来看,前者以刊载新闻为主,是一种定期、连续发行的出版物;而后者虽连续发行,却分为定期与不定期两种类型,新闻比重相对较小。初期报纸与期刊多为综合类,是各种社会集团和政治力量宣传自己思想和主张的舆论工具。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加剧,专业性报刊开始大量涌现。在我国,因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西学东渐,报刊这种新型出版物亦得到引进。据有关资料显示,1858年我国出现第一份中文日报,即于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自办的报纸陆续与读者见面。至于期刊引进时间,虽不能确定具体年代,但19世纪末这个大段落却是可以肯定的。

    对书法理论来说,在20世纪以前,其传播媒体基本上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籍。稍见例外,可能只是1888年上海沪报馆曾经经售过于3月14日创办的《词林书画报》,然该报是否发表过书法理论文章或发表过多少书法理论文章,尚不得而知。但进入20世纪之后,书法理论的很多成果都仰赖专业或非专业的报纸期刊来进行传播,从而形成有别于过去任何时代的一道亮丽之风景。读今人曹军、薛龙春、严晖搜集整理的《近现代中国书法史文献目录》及有关史料可知,在20世纪最初几年内创办的期刊《国粹学报》(1905年创办)与《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上,就先后发表了马叙伦的《书体考始》(1907)、刘师培的《书法分方圆二派考》(1907)、褚德仪的《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1911)、沙孟海的《近三百年的书学》(1930)、朱大可的《论书斥包慎伯康长素》(1930)、鲍鼎的《金文例话》(1930)、黄葆戊的《散盘今释》(1930)等十多篇书法理论文章。除此,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更有《造形美术》、《艺观》、《美术世界》、《国粹月刊》、《国闻周报》、《故宫周刊》、《中学生》、《墨印》、《墨海》、《北平晨报》、《国光艺刊》、《史学杂志》、《大公报》、《湖社月刊》、《鼎脔》、《艺甄》、《艺彀》、《图书馆学季刊》、《岭南学报》、《国专季刊》、《金石书画》、《史学论丛》、《国学论衡》、《文史丛刊》、《国风月刊》、《美术》、《学术世界》、《艺林》、《中央日报》、《中国文艺》、《文教月刊》、《国师季刊》、《社会科学季刊》、《东方文化》、《社会教育季刊》、《说文月刊》、《哲学评论》、《艺舟》、《文物》、《文汇报》、《故宫博物院院刊》、《江海学刊》、《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民晚报》等一百余种非书法专业报刊,刊载书法或与书法密切相关的理论文章达数百篇之巨。这种情况,即使是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亦难以与之匹敌。当然,最值得人们惊叹称道的,还是本期内创办的两份书法理论专业刊物——《草书月刊》和《书学》杂志。

    《草书月刊》和《书学》杂志都是书法社团刊物,前者隶属于中国标准草书社,后者隶属于中国书学研究会。中国标准草书社创立于1932年,于右任发起并担任首任社长,其宗旨在于“整理那千头万绪、茫茫无所归的中国草书”,研究和推动草书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经过主要成员刘延涛、胡公石、李生芳等人的共同努力,几年后草书社便出版了《标准草书千字文》(1936)。《标准草书千字文》性质上近似字帖,主要是供人们临习草书、规范草书之用。但草书社人员在拟订“标准草书”过程中,发现尚有许多理论问题亟待解决,于是,到1941年12月,他们又创办了一份重点刊载草书研究的刊物——《草书月刊》。该刊由刘延涛任主编,贾岳生任发行人,创刊号上发表的主要文章有:《标准草书序》(于右任)、《中国文字之演进:篆——隶——草》(刘延涛)、《章草考》(慕黄)、《由历代草书作家之地位事业窥论草书之隆替》刘延涛,与《历代草书能书人名》(刘延涛)等。由于社会动荡,直到1947年才出版第2、第3、第4期;1948年出版第5第6期合刊之后便停刊了。因此,该刊出版的实际情况是:期数6期,册数5册。除创刊号外,其他各期亦发表了不少重要理论文章,如于右任《太和馆本急就章跋》(第2期)、刘延涛《论草书不普及之原因》(第2期)、则宪《历史上提倡草书的帝王》(第3期)、刘延涛《标准草书后序》(第4期)与王世镗《论草书章今之故》(第5第6期)等。

    中国书学研究会于1943年4月2日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成立庆典,这是一个松散的民间学术组织,以“宣传、继承我国特有的书法艺术”为宗旨,由沈子善、于右任、陈立夫、沈尹默等人发起,参与者则有潘伯鹰、许世英、商承祚、顾一樵、蒋复聪、马克谈、潘公展、顾颉刚、卢前、刘季洪、张宗祥、朱锦江等数十人。7月,成立书学杂志社,并出版创刊号(即第1期)。杂志社由沈子善任社长,第1、第2期由沈子善、商承祚和朱锦江主编,第3期起由沈子善一人独立主编,至1945年9月出版第5期后停办。《书学》以“阐扬中国书学,推动书学教育为宗旨”,除发表研究会成员文章外,还先后约请并发表了会外文化界名人如柳诒征、马衡、胡小石、宗白华、欧阳竟无、汪东培、戴季陶、靳志、葛康素、陈公哲、萧孝嵘、高觉敷、祝嘉等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涉及十大方面课题,即:“甲、中国文字之研究与整理。乙、中国文字起源与变迁之研究。丙、中国书法之研究。丁、中国历代书法家之介绍与研究。戊、前贤墨迹碑版拓片之考证与研究。己、中国书法标准之研究。庚、中国书学教育推进之方案。辛、中国书学教育之实验报告。壬、中国书法应用工具之考证与研究。癸、外国人士对于中国书法研究之消息与实况”(该刊《征稿简则》语)。但由于时代之局限,有的文章偏于感悟而缺乏理性思考,有的文章斤斤于考订校释而缺乏审美关怀,有的文章谈及书法教育而缺乏教育学理论支撑,有的文章传授技法而缺乏原理揭示,有的文章叙述书史而缺乏规律把握,有的文章引进新学而缺乏认真消化,这些不足,只有等到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才能获得逐步的改变,故而我们于此仅仅“点”出而已,并非要对它们的作者进行苛求或指责。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在5期《书学》中发现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重要篇目,比如:《标准草书与建国》(于右任)、《中国书学史绪论》(胡小石)、《论诗书画的交流》(朱锦江)、《颜鲁公之家世与书学》(蒋星煜)、《中国书学教育问题》(刘季洪)、《临池随笔》(张宗祥)、《孙虔礼书谱序注释》(沈子善)、《书学之高等教育问题》(祝嘉)、《笔法探微》(徐谦)、《书法矛盾律》(陈公哲)、《书法心理问题》(萧孝嵘)、《书法心理》(高觉敷)、《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等文章,就是让我们今天的读者读来,也能从中受到莫大启迪。

    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许多重要研究文章托身报刊,走向社会,走向读者,比之过去仅仅托身单一书籍,无论在时效还是在辐射面上,都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试想,在仅有书籍的时代里,一个学者的著述,从完成到与读者见面,少则三四年,多则一20年(这从当今一些学术专著从交稿到成书的时间消耗亦可得到证明),时效是何等低下!但有了报刊之后,文章或专著中的重要章节发表,就占据了极大的时间优势,因它们能以尽可能最快的速度传至读者之手。其次,在辐射面上,书籍亦难以同报刊相抗衡。我们知道,一本学术类图书,旧时代往往只能印数百册,新时代的今天,同样令人沮丧,至少突破万册者凤毛麟角。这类学术成果,一旦通过印数上万、上十万、上百万的报刊予以传播,那辐射面又是何其之大啊!事实上,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20世纪最后二十年内,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变通手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先化整为零交有关报刊发表,然后再等待时机结集出版。本期内的书法理论,一部分通过一百余种非书法专业报刊传播开来,自然使得大范围的文化人(读这些非书法专业报刊的人),都感到了书法知识的存在,受到了书法知识的熏陶;另一部分则通过书法专业期刊问世,读者面虽不及前者(因受时局影响,书法专业期刊印数有限。即便如此,据有关资料得知,《书学》第1期亦印了3000册,后来各期印数又有所增加),但它以自身的丰富性、系统性与深刻性,快速吸引了一批高层次的读者,仍然优越于通过书籍形式问世(在同样的时空范围内,书籍之印数只会比期刊更少)。因此,托身报刊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书法理论扩充传播力量的一场革命,也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书法理论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然,托身报刊后的书法理论更让我们收获了一些难得的系统成果。前述《草书月刊》紧扣草书研究,其成果之系统自不待言,而接下来要叙及的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文物》杂志及相关报刊推出的两大系统成果,即《书谱》研究和兰亭论辩成果。

    本来,《书谱》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朱建新便开始涉足,并撰就《孙过庭〈书谱〉笺证》一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书直到1963年才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正式出版。我们知道,建国后的最初十年内,书法出版物几乎都是普及(技法普及)类的,因而,朱建新的《孙过庭〈书谱〉笺证》尽管推迟出版了二十余年,但问世时仍然显得不同凡响。出于回应,《文物》杂志特意组织编发了启功与甄序撰写的两篇《书谱》研究文章。

    朱建新认为“唐孙过庭《书谱》,为历代论书名作之一,不特其笔法精妙、风神洒落而已”,于是,“泛览历代论书之作,爬梳考索,为之笺证;更摭拾众说,参以己见,为之评考”,编成《孙过庭〈书谱〉笺证》一书,先将《书谱》划为两卷六篇若干段落,然后进行笺证:或溯源,或证古,或征异,或辨误,或释义,或疏故,或提要,不仅有助于读者把握《书谱》奥义,而且有助于读者开阔视野、接触到更多的古代书法理论精华。所以,作为一部纯理论著述,《孙过庭〈书谱〉笺证》在性质上是提高的,且兼具普及(关于书法理论知识的普及);在接受对象上是学问家的,却也不乏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

    然而,最能体现《孙过庭〈书谱〉笺证》一书学术水准的不是居于主体部分的“笺证”,而是“笺证”后面的“评考”——《孙过庭〈书谱〉评考》。“评考”一文,极力主张“世传《书谱》实为全文”,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至今仍受到《书谱》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作者在“评考”中充满自信地辨析道:

    过庭《书谱》原文实仅此三千七百余言而已,并无残缺。观其文字,溯源流,辨书体,评名迹,述笔法,诫学者,伤知音,至矣尽矣,岂可复增!且篇末“自汉魏以来,论书者多矣”,讫“缄秘之旨,余无取焉”九十余言,明系全文跋语,无可置疑;而况又展以“垂拱三年写记”一行,更足为完篇之证。若以为此特全文之一序,则试想文中更当作何许语耶?且区区论书之作,又安得有此三千七百余言之长序?若云此特上卷,而亡其下卷,则此卷不当有跋语及“垂拱三年写记”一行。盖宣和所称“序上下”之说,乃以其卷过长,截而为二,非谓文有上下也。若云序有上下,则今世传本,序亦只其半耳,岂通论哉!然则宣和何以称序?盖当时即已误认非全文也。

    除此,“评考”还对前人关于《书谱》之评论详加辑录,对《书谱》的一些墨迹本与石刻本详加考论,充分展示了本期《书谱》研究之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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