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纪事] 少年纪事微博开车番外

　　一个梦境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报考坐落在我家附近的一所著名小学。这所小学对面的深宅大院正是末代皇帝溥仪逃往满洲之前的“行宫”，常年大门紧闭，好像盛着无数谜语。
　　 这所小学的考生百里挑一，入学考试严格。记得面试老师问我“一个木块有几个面儿”之后，话题一转问我国家主席是谁。
　　 不等面试老师话音落地，我脱口答道：毛――泽――东！
　　 我被这所著名的小学录取了，并被指定为一年五班的班主席（就是如今的班长）。我敢断定，这次“提干”与我准确无误流利响亮的回答有关。毛泽东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六亿五千万子民里，有一个七岁半的小男孩进入那所全市著名的小学读书并且荣任班主席，与他有关。
　　 东方红，太阳升。新中国的孩子一落生，伟大领袖的光芒便照耀在我们的襁褓上。即使远离北京，我们时刻都感觉到他老人家的存在。
　　 毛泽东挥动巨手，新中国向前迈进。他的语录响彻我们的耳际。他的画像充满我们的视野。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家喻户晓而又无所不在的伟人。在我心中的名人辞典中，或亲或疏，或远或近，毛泽东的名字今生不会删去。无论怀着何等感情都无法将他的名字忘记。
　　 由童年而少年，由少年而青年的漫长成长历程中，黎明即起，既昏便息，无数个夜晚就这样逝去。我的青春期睡眠很好，却不多梦。因此我颇为羡慕睡眠多梦的同伴们。我缺少梦境记忆，因此从未梦见过毛泽东。即是在“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我也从来不曾在梦中与这位伟人相见。
　　 然而，我还经历了一次与毛泽东有关的“反标”事件。
　　 公元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升入中学。突然接到通知必须回到当初的小学校举办学习班。原来，三年前在我们班的教室里出现攻击毛主席的“反标”。不知何故三年之后学校当局才着手破案。空气显得非常紧张。
　　 教室前方挂着一幅毛泽东画像。他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这些因涉嫌“反标”而心悸神慌的孩子们。坐在小学教室里，我抬起头来向前望去。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忘记与毛泽东对视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只是那一个瞬间，我从他目光里看到一种慈悲。我的眼窝里立即涌满了泪水。
　　 当时流泪的原因至今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当时的毛泽东是我们的“精神之父”。孩子见到家长当然感到委屈。
　　 那次“反标”审查不了了之。多年之后也没有听到破案消息。后来，我终于梦见了毛泽东。那时候，他老人家已然逝世了。
　　 那天，我是凌晨时分上床睡觉的。大约寅时我进入梦境。我在梦里居然进入了毛泽东的住所。我认为那是中南海，因为他老人家毋庸置疑地住在那里。
　　 一间很大的屋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四面朴素的墙。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难见到这种没有人工装修痕迹的墙壁了。
　　 大屋子的迎面墙上，我竟然看到因泛潮而渗出浅浅湿痕。毛泽东坐在那面墙下的宽大藤椅里，谈笑风生。他的形象，正是建国初期年富力强的毛泽东。
　　 这是真正的毛泽东。他无须任何修饰，身后背景也只是一面普通的墙壁而已。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围坐在他的近前。这个场面好比当年歌中所唱的那样：“毛主席啊，您是那灿烂的朝阳，我们是葵花，静静地围绕在您的身旁。”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平易丝毫也没有使我感到紧张。空气使人觉得清新。
　　 毛泽东谈了很多，湖南口音非常响亮。他不停地打着手势，很轻松也很家常。后来，他缓缓站起身向我走来。我不知如何是好。他伸出一只大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我慌忙站起挪开椅子。
　　 原来我身后是一扇又宽又大的木门。毛泽东径直推开那扇木门走到里边去了。我们就期待着他再度出来。然而他再也没有走出。
　　 醒来时候，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保持着梦中的状态。我觉得毛泽东已经成为天堂里一尊充满人格化精神的神。进而我想到，凡是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人，在今后时日里大概都有机缘在梦国与他对视。
　　 这就是我的青春期里的一个梦境――她被格式化，存盘在我的青春记忆里。
　　
　　青春期的表哥
　　
　　 “节粮度荒”的第二个年头，我和从唐山来的表哥走在绿牌电车道上。那时候的天津滨江道被称呼为两段，从劝业场到法国教堂桥叫绿牌电车道，从劝业场到解放路青年会叫蓝牌电车道。绿牌电车道比蓝牌电车道更为繁华。
　　 深秋季节里，只要遇到冰棍儿表哥就买。他只啃食冰棍儿顶端冻结着的三五颗赤豆，然后随手扔了。就这样走到劝业场他竟然啃食了六根冰棍儿――总计吃下二十几颗赤豆吧。他很饿。那年表哥十七八的样子，正是牛犊儿猛吃草料的年岁。
　　 路过著名的稻香村食品店，浓眉大眼的表哥买了一瓶浓橘子汁，打开瓶盖儿一扬脖子喝光了。我知道这种浓橘子汁兑水才能饮用，否则“�嗓子”。表哥竟然一饮而尽，不怕。售货员也呆呆望着操着外地口音的表哥。
　　 回到家吃晚饭。表哥小声对外祖母说：“姥姥，我一点儿都不饿。”外祖母叹了一口气。见外祖母叹气，表哥就顺从地端起一碗野菜粥，却一口也不吃窝窝头。喝了野菜粥，表哥朝着外祖母笑了笑。
　　 表哥走的时候是凌晨。我被惊动醒了，躺在被窝里看着他收拾行李。外祖母反反复复叮嘱着表哥：你要小心啊，一定提防那些铁路便衣。
　　 青春期的表哥显得十分沉着，拎起行李走了。
　　 “节粮度荒”年代，国家几乎对所有的物资实行统购统销。于是便出现所谓的“黑市”。三姨母家的表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跑买卖的。那时候铁路管理严格，对长途贩运者的制裁非常严厉。三姨母家的表哥铤而走险涉足此行，可能是为生计所迫。表哥下边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老实巴交的三姨父是丰南猪鬃厂工人。
　　 表哥走了。外祖母一连几天念叨着：你表哥可别让人家逮了去啊。你表哥的亲爹就是让人家给逮了去，半夜拉出去砍了脑袋。你表哥随他亲爹，贼大胆儿啊。
　　 我记住了，表哥的亲生父亲是被人家半夜拉出去砍了脑袋的。
　　 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表哥又来了。一大早儿他大包袱小包袱地走了。看来表哥没有被铁路警察给逮了去。外祖母放宽心对我说，你表哥随他亲爹那个机灵劲儿，胆大心细。别人跑买卖都犯过事儿，他硬是没被逮着过。
　　 临近旧历年，表哥出现了。他穿着一件黑色棉大衣，拎着两只手提包，显得活跃而老练。想起他闯过那一道道关卡，我就替他害怕。外祖母显得非常高兴。表哥是从南方回来，已经是个成熟的长途贩运者了。
　　 表哥对外祖母说，在徐州差一点儿被人抓住，灵机一动请身边一位现役军人替他拎着那只手提包，混过了关卡。
　　 表哥说着脱了棉大衣，身形显得鼓鼓囊囊的，之后他脱去肥大的棉衣棉裤。我和外祖母都惊呆了。
　　 表哥的身上缠着一条又一条的猪肉。那猪肉五花三层，从腰际缠起，一直缠到胸口。表哥沉重地呼吸着，身上显得肥而不腻。
　　 外祖母心疼地说，亏你能想出这种主意，为了挣钱多受罪啊。表哥英武地说：姥姥，这些猪肉是我专门给您带来的，过年包饺子炖肉吃。
　　 表哥将猪肉一条条摘下来。足有三四十斤。恍惚之间我觉得这是表哥自己的肉，吓得屏往呼吸。
　　 好啊好啊。外祖母喜得说不出话来。节粮度荒年月里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猪肉，那心情好像雪地里遇到炭火炉子和烤红薯。
　　 表哥只喝了一杯热水，拎起两只手提包说要赶火车回家去。他走到门口转身望着外祖母大声告别：姥姥身体好！
　　 许多年过去了，这情景总是历历在目。表哥当时表情笨拙，用语也不恰当，我却永远记住了他对外祖母的由衷祝愿。
　　 表哥留下的那些猪肉，外祖母将肥膘炼成荤油装缸保藏，将瘦肉腌制起来。这肉，我们小心翼翼吃了很久，为身体补充难得的营养。两年之后经济形势好转了。表哥也结束了那个长途贩运的危险行当。
　　 后来，外祖母给我讲了表哥的身世：抗日战争时期表哥的亲生父亲是伪军大队长。年轻美貌的三姨母正是那时候嫁给他的。三姨母根本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八路军的高层情报员。一次随日本皇军进山讨伐，伪军大队长被八路军的机关枪打断双腿。开火的八路军肯定不知道他是自己人。他拄着双拐成了一个残废，退伍了。抗战胜利，内战爆发。这个靠双拐走路的男子汉依然是共产党的高级特工。一次他拄着双拐递送情报，被捕了。国民党军警严刑拷打，他久审不供。当时正值国共和谈不能响枪，就半夜里把他杀了，说是用大刀砍了脑袋之后偷偷埋了。
　　 外祖母告诉我说，你表哥应当算是革命烈士遗孤，可是找不到证明人啊。
　　 听了表哥的身世，我对长途贩运的表哥愈发敬佩。而表哥亲生父亲的故事则更加震撼我，还有那一双代替双腿行走的木拐。
　　 终于，表哥的革命烈士遗孤的身份得到确认，据说我母亲还写了证明材料。意气风发的表哥离开丰南来到北京公主坟参加革命工作，成为一名地铁建设工人。表哥参加修建的地铁就是如今的北京地铁二号线。
　　 多年之后，表哥在京山铁路的一个小站当了站长。据说他经常不动声色地站在检票口，一眼就能看透那些衣冠楚楚的走私者。
　　 时光已将表哥包装成一个英俊精明的中年男子，而表哥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却永远是那个朝气勃勃奔走于天南地北的小伙儿。
　　
　　一个人的漫游
　　
　　 公元1969年初春，有人借给我一张城市公共汽车月票，说是可以随便乘车。我随即怀揣这张“通行证”登上3路公共汽车试了试：堂而皇之上车，堂而皇之下车。果然共产主义。于是心中窃喜。
　　 以前我乘坐3路公共汽车，也有几次不花钱买票的经历。那是因为我父亲的朋友穆伯伯是这条线路的驾驶员，有时我巧遇到穆伯伯开的车，他便扭身回头对售票员说那孩子不用打票了。如今回忆，我的占公家便宜的生涯从那时开始，起步还是比较早的。
　　 其实，我手持别人的月票乘车是不可以的，因为公共汽车月票上贴有照片只限本人使用，绝对不许转借。我的一路畅通无阻，完全是因为“文革”期间社会动乱，毫无秩序可言。售票员面对我这样的半大小子，肯定不愿意多管闲事。于是我几试不爽。
　　 有一天我乘坐有轨环城电车，在西南城角被女售票员指出“你的汽车月票不能乘坐电车”，于是我补了票，2分钱。这时我终于知晓，4元钱的月票是可以乘坐包括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在内的各种市区共公交通车辆的。三元五角的月票则不行。
　　 于是，从4元钱与3元5角钱的两种不同月票开始，我渐渐从无知走向有知，少了几分莽撞。
　　 非法使用了几天月票，我恋恋不舍还给人家。然而，这几天的手持月票逢车便乘的经历，给了我养尊处优的误导。这好比骑过自行车的人便不再安于徒步行走――我暗暗向往着拥有自己合法月票的日子。毕竟一张月票能够使我进入随意漫游的生活，一座城市任我往来。
　　 当年夏天，15岁半的我终于攒足了4元人民币，内心蠢蠢欲动。那时家庭人均生活费低于8元便符合“吃补助”的条件，孩子上学可以免除学杂费。4元钱无疑可以称为一笔袖珍版巨款。因此，我不敢告诉祖母花4元钱买了一张劳什子月票。假若她老人家知道爱孙花4块钱“漫游”，一定满脸疑惑地问我：宝贝儿你疯啦？
　　 如今回忆，我的涉足奢侈品消费领域，正是从这4元钱购买城市公共汽车月票起步的，这足以跟当今的“月光族”摆老资格了（三年之后我又奢侈地花72块钱买了一双冰鞋）。
　　 有了这张合法的月票，我理直气壮地开始了城市漫游生活，疯狂地乘坐各路公共汽车，包括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我暗暗发誓“走遍天津”，将市区所有公共交通路线“一网打尽”，争取做到“提起天津卫就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
　　 那时候天津市区面积没有如今这么大，“体院北”是一片稻地，南开文化宫以南是水坑连着水坑，天津宾馆周边是菜园。尽管市区面积不大，我还是想走得更远，去体验一个完整的城市。
　　 我到达李家园，到达南大桥，到达中山门，到达万柳村，到达宜兴埠……我看到学校、商店、工厂、还有我并不熟悉的近郊农村。见到了陌生事物，增长了很多见识。那时还没有到达小海地和张贵庄的市区公交线路，尤其天津市区南端给人以扁平的感觉，似乎到水上公园为止了。
　　 经过多方了解，我得知的市区公交月票最北端可以到达汉沟，那是京津公路上的一个镇子。尽管我4岁那年去过北京，首都的方向依然对我充满吸引力。我兴冲冲乘坐4路汽车到达东北角换乘18路，到达18路引河桥终点站，换乘21路到达终点站汉沟。当时的汉沟比较荒凉，只有几座大工厂烟囱陈列在远方。我在京津公路边愣了一会儿，便匆匆返程了。
　　 天津究竟有多少路公共汽车呢？这一直是我漫游路上思索的问题。问了几个大人，都不知道。乘车问公交司机，也说不清楚。后来，我依次从1路公共汽车乘坐到25路，以为这是天津的全部公交线路了。
　　 一天我乘车经过佟楼，这里是大革命时期彭真领导“五村反霸斗争”的地方，他当时化名傅茂公。我心里想着革命老前辈，无意之间看到一辆写着“26路”字样的公共汽车疾驶而去，不由大喜。
　　 我下车跑步追赶“26路”公共汽车，果然在德才里找到它的车站。我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乘坐“26路”一路向南，兴冲冲到达它的终点站――黑牛城村。
　　 我站在黑牛城村终点站，望着眼前一片西红柿菜地，兴奋不已。我终于全部乘坐了天津市区公共汽车路线，那心情好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
　　 31天的月票到期了。我也完成了自己的“漫游之旅”，蓦然之间感觉自己长大了。在此后一段时光里，我以“天津地理通”自居，经常站在大街上为外地人指点迷津。
　　 由于“漫游之旅”喜获丰收，我总以为自己比别人知道得多，平添几分自负心理。长大成人之后懂得“世界很大”的道理，便力求谦虚谨慎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天津这座城市不断扩展，市区版图不断更新。如今，一纸月票也改为“城市卡”了。
　　 我以4元人民币换来的一个人的漫游经历，如今看来还是物超所值的，而且颇有增值趋势。因此，我将这张“月票”珍藏心底了……
　　
　　朝鲜维尼龙与日本尿素
　　
　　 计划经济时期譬如“文革”之前，天津市对城市居民发放“工业券”，顾名思义就是用于购买工业品的票证。我记得买一双劳保式白线手套要一张“工业券”，好像买手表也要。一块“东风快摆”手表一百二十元，外加若干张工业券。
　　 “文革”期间发放“纺织券”，它的作用与工业券相似，主要用于购买纺织工业品。有时候购买某种工业品，“工业券”与“纺织券”可以混用。“工业券”出现得早，它是“纺织券”的哥哥。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这样的，天津也有“黑市”倒卖“工业券”和“纺织券”，这种交易手段跟倒卖“粮票”一样，以钱易券。机警的贩子们稍有不慎即被公安人员围剿，有的被捉去，有的逃逸。
　　 那是公元1968年，中国从朝鲜进口一批“维尼龙”，这是我继“的确良”之后见到的又一种非纯棉纺织品。这种朝鲜维尼龙被制成裤子上市销售，一时间成为革命年代里的时尚。
　　 所谓朝鲜维尼龙制成的裤子，都是蓝色的。然而蓝色又分为两种，一种泛“红头儿”，一种泛“灰头儿”。好像后者的颜色更受欢迎。
　　 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种面料，加之衣着朴素多年，随之形成“朝鲜维尼龙”的抢购风潮。购买这种裤子除了交钱还要交“纺织券”。我记不清买一条裤子收几张纺织券了，好像是一张，或者是两张。如果你没有“纺织券”，交“工业券”也成。
　　 很快，市区商场的朝鲜维尼龙裤子售罄，包括百货公司和劝业场。人们只得转向郊区供销社。那是公元一九六九年初春，我的同学国平想买一条这样的裤子，可惜下手晚了。他跑遍市区处处脱销，让我陪同奔向近郊寻找货源。
　　 国平骑一辆二六型飞鸽牌自行车，驮着我前往李七庄。那时候出于地缘关系，天津和平区的孩子往往认为李七庄是距离市区最近的农村。
　　 国平骑的自行车是他母亲的。他母亲是天津卷烟厂职工，几年之后患病去世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屁孩儿能够骑着家长的自行车外出，当时很风光。我则以骑马的姿势坐在自行车“后椅架”上，享受着“二等”待遇。
　　 来到坐落在纪庄道上的李七庄供销社，就是如今快速路旁边“天域大酒店”一侧。我们锁了自行车跑进店门来到服装柜台前面，同时“啊”了一声。
　　 好啊，这里果然还有尚未售罄的朝鲜维尼龙裤子。国平作为消费主体当然比我还要激动。他迫不及待地掏出人民币和纺织券，那满脸恳切的表情不亚于向绑匪交纳保全性命的赎金。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一条朝鲜维尼龙裤子人民币七块八。这笔钱在40年前绝对不是小数目。一个生活困难的家庭如果申请“吃补助”，每月生活费人均不得超过八元。从此可见，“七块八”接近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一条裤子七块八――国平的这次出手购物，无疑具有几分袖珍型富豪的气概。我只得默默羡慕。
　　 李七庄供销社只有泛“红头儿”的颜色裤子，没有泛“灰头儿”的。使得这次郊区购物略显美中不足。然而这总比没有要好得多。购物成功的国平兴冲冲蹬车驮着我以及他的朝鲜维尼龙裤子，一起返回市区了。
　　 第二天上学，国平穿着这条凝结着中朝人民的友谊的裤子走进教室，忍耐不住得意表情，兴奋了四节课。
　　 这种朝鲜维尼龙裤子穿着特别结实，因此符合中国人民的“万年牢”的生活标准。惟一不足就是热天穿它，扎肉。于是，中朝人民的友谊愈发刻骨铭心。
　　 的确良小褂儿，朝鲜维尼龙裤子，尼龙袜子，这都是记忆之中的高档衣物，它代表着昔日劳动人民的时尚，也代表当时的生活亮点。青年男女谈婚论嫁过日子，往往离不开这几宗物件。
　　 回首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从日本进口一批尿素。这种尿素的包装袋子竟然是腈纶的，正面印有日文汉字“尿素”二字。那时候的腈纶属于罕见面料，品位不低。于是，有人独出心裁将这种化纤织物做成裤子穿着上街，而“尿素”二字巧妙地赶在后腰部位，不为人见。
　　 据说，有人穿着这种裤子横过马路，由于掉了东西猫腰去捡，不慎露出后腰的“尿素”二字，当众出丑。这种窘迫的遭遇，已然随着时光流逝而淡忘了。
　　 当年的朝鲜维尼龙与日本尿素袋子做成的裤子，毕竟记载着一段城市生活的清贫时光，于当今近乎笑谈――甚至可以成为茶馆相声的素材了。
　　
　　生锈的冰刀
　　
　　 我初中毕业时是一棵身高1.83米的“豆芽菜”，体重53公斤。这棵豆芽菜命运不错，适逢“文革”期间却没有“上山下乡”，反而被分配到郊区一座国营工厂当工人。天宽地广了，我却觉得现实生活过于平静，难以满足自幼形成的“英雄情结”。那时候，我的生活分裂为两部分，一是经常在工余时间阅读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好像渴望有点儿文化；一是偶尔在工厂里跟别人动手打架，好像向往热血沸腾的野蛮世界。于是，人就显得挺矛盾的，总之不甘心于平庸的生活。
　　 18岁那年，我每月工资人民币18元，竟然敢花72元钱去买一双冰鞋。记得那是黑龙牌跑刀，高赛鞋。我是平民子弟，却用自己四个月工资，过了一把贵族瘾。这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基本属于“狗少”性质，完全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资格。
　　 自从有了这双冰鞋，我几乎天天出现在冰面上，风雪无阻。飞驰在冰封的湖面上，我觉得自己颇有几分英雄气概。对英雄的向往使我很少产生谈情说爱的念头。回忆起来，拥有冰鞋的年代里我天天与男孩子混在一起，尽显英雄本色从而形成个人历史上“异性空白时期”。那毕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不谈爱情。那时期我有一个重要的朋友――Z。
　　 我与Z形影不离。从小学到中学我与他都是同学，甚至同桌。进入工厂分配在同一个车间。我俩之间除了文学，可以说爱好处处相同。Z身高一米八，是个体育通才，游泳跳水，双杠举重，羽毛球篮球，无一不精。
　　 Z见我买了冰鞋，不言不语也去买了一双。我俩的冰鞋唯一不同之处就是颜色。我黑，他栗色。从此，每逢冬季我与Z天天背着冰鞋上班，下班就去滑冰。因此遭到共青团批评，说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是一个隆冬清晨，上班途中我与Z走进一家早点部。记得我刚刚找到座位就听见嘭地一声。我转身细看，一个人已经被Z一拳击倒。战争爆发得如些迅速，我被惊呆了。这时又有人扑向Z，形成三打一的局面。我不知从何处借来几分勇气，拎起一只凳子扑上前去。到处都潜伏着对方人马。我拎起凳子之际背后飞来一拳，打在我的左眼上。顿时视线模糊。
　　 炸油条的和盛豆浆的两员大汉同时赶上前来，将敌对双方拉开。
　　 我渐渐恢复了视力――看到Z的右手已经肿胀成馒头。这是他挥拳击打对方的后遗症。我俩彼此询问了身体状况，均无大碍，便埋头吃了起来。那时候我们每天晨练都要跑五千米，早餐进食量大得惊人。
　　 狼吞虎咽，吃到中途，Z低声告诉我，早点部外边来了很多人。
　　 我回身朝着冬季的窗外望去。果然，大约来了一个排兵力。那时候我与Z都是19岁的青年，而我们的敌人也是相仿的年岁，正是火气冲天的“青春期”。
　　 看来是走不脱了。“文革”期间大街上经常出现斗殴场面，绝无警察前来管制，接近无政府状态。我知道无法依靠政府，便没了食欲，扭脸看着我的朋友Z。
　　 Z揉着肿胀如馒头的右手，做着冲杀之前的准备活动。至今我也不曾见到第二个像Z一样大战之前宁静如水的小伙子。我知道强冲强杀是不行的，心里开始发愁。
　　 我看见那四只摆在桌上的冰鞋。二十多年前，它在寻常百姓心目中绝对属于奢侈品。就如同前些年大款们手中的“大哥大”。
　　 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文学解救了我。这也是我记忆之中文学能够给人以实惠的唯一例证。身陷重围的我想起了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想起他老人家的长篇小说《九三年》，想起《九三年》里有一个章节“语言就是力量”，那位身处险境依然口若悬河的保皇党人名叫朗•德纳克。
　　 这位朗•德纳克已经被革命党人俘获，他站在船头滔滔不绝地讲着，竟然讲得对方纳头便拜归顺了他。
　　 Z不喜爱文学，当然不知道我的心思。Z已经吃得很饱，镇定自若准备搏斗。
　　 我想出“冰刀加口才”的方案。当然，这方案是事后才命名的。当时我知道国际上有“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我一手握着一只冰刀，轻声告诉Z，我在前你断后，没有我的招呼千万不要动手。我心里知道，冰刀一旦成为凶器，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Z点了点头，我心里踏实了。Z虽然不懂文学，但他是迄今与我配合最为默契的朋友。篮球场上，我是中锋，他是右前锋，总共打了上百场比赛。这些年我心里总是想，Z要是一个作家多好，我在文坛上就有真正的朋友了。
　　 我在前，Z在后，依次走出早点部大门。敌人立即将我们团团围住，不下三十多人。他们人人手中不是拿着石块就是握着棍子，自愿退化为新石器时代的斗士。我与Z手中的金属使对方不敢靠得太近。大战一触即发。
　　 我和Z走到自行车近前，互相掩护着，打开了车锁。看见我们那两辆漂亮且一模一样的“凤凰”，对方立即将我们包围了。
　　 我模仿着朗•德纳克大声问道：谁是你们的头头儿啊？
　　 对方阵营沉默了一下，终于走出一个身材粗壮的小伙子。从体形上看我断定他是业余举重选手。这位举重选手表情镇定。我的心情却紧张起来。
　　 我知道自己正在颤抖。我也知道绝对不能让对方看出我的怯懦。我做出蔑视对方的样子说：你们这么多人对付我们俩，你们算是什么英雄！
　　 对方似乎不擅言辞，定定看着我的冰刀说，你手里不是拿着家伙嘛。
　　 我心里高兴了，因为这是一个讲究斗殴规则的选手。我攻击他以众欺寡，他就攻击我手持利刃。我故意做出巨大规模说，那就改成明天吧，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点，你们要是凑不齐一百人就不要来了。
　　 身材粗壮的业余举重选手听罢似乎感到困惑，毫无主张地看着我。
　　 我慢慢悠悠推起自行车，回头看了他一眼，再次叮咛着：明天你要是凑不齐一百人，就不要来了。
　　 我终于看到他朝着我点了点头。这时，我将一双冰鞋挂在脖子上小声对Z说，咱们推着车子朝前走吧。说罢我又回头朝着那个业余举重选手说，咱们一言为定！
　　 悠悠骑上自行车，我低声告诉Z，一定要慢骑。我知道丝毫也不能让对方看出我们举止慌张。Z却不解地问我：我们为什么要慢骑呢？
　　 这时候我估计基本脱离险境，就大声对他说，快骑吧！快骑吧！
　　 对方果然大梦已醒，喊叫着追了上来。可惜为时已晚。尽管业余举重选手膂力过人，他投出的石块儿也难以赶上我们的车速了。
　　 默默骑了一段路，Z放缓车速向我问道，咱们说话算话，明天到哪儿去找一百个人啊？
　　 我得意地告诉Z，这是为了突出重围的诈术。明天让他们在这儿白白等待吧。
　　 Z立即停住自行车大声批判：操！肖克凡你算什么英雄？
　　 我无言以对，就与Z默默骑了很长一段路。就这样一直骑到今天。此间我离开工厂和Z，上大学去了。
　　 二十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在繁华的滨江道上遇见Z。他表情宁静，已届中年孑然一身。面对这位独居男子，我问他冬天还去滑冰吗。他说好几年没滑了。
　　 这次见面，Z没有谈及往事，我也没有劝他结婚成家。我揣测，他一定怀有比我更为强烈的英雄情结。可惜如今不是产生英雄的时代了。
　　 这就是我的性格悲剧。渴望成为青春英雄却绕道而行，表现为一种世俗的灵活。好在我并没有为此而沾沾自喜。因此，我愈发怀念Z。我由衷地希望Z能谅解我当年的怯懦。同时我也希望Z能够继续保持他对生活的真心。
　　 至今我还保存着那双青春期的冰鞋，只是两片冰刀已经生锈了――好似涂了一层干涸的巧克力酱。
　　
　　责任编辑 杨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