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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批民办教师|最后一批民办教师转正

    时间:2019-02-07 05:20:41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伴随着春末夏初的一场绵绵细雨,我结束了为期两周的采访。13个乡镇,93位民师,10多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充满泪水和无奈。   93双眼睛滴落的泪珠敲打在心头,93张嘴巴仿佛在重复着同一句话:“张科长,工作的时候,我没感觉到自己是一名民办教师,甚至比公办教师还能干。只有在拿到人家三分之一工资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一名民办教师。”
      《教育大辞典》载,民办教师指在我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民办教师的存在,成为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他们除少数在农村初中任教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学校或当地基层组织提名,行政主管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发给任用证书。在生活待遇上,除享受所在地同等劳动力工分报酬外,另由国家按月发给现金补贴。
      民办教师自建国初开始出现,在山东省截止到1985年9月30日停止招人。1965年底达到180万人,1977年增加到491万人,此后逐年减少,1993年230万人,1995年180万人,1997年121万人,1999年54万人。2002年1月22日,原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滕昭庆在山东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透露,64770位民办教师将于本年上半年退出历史舞台。
      这批民办教师将成为我省特殊历史时期内教坛上的最后一批民办教师。怀着了解和记录这一历史的责任,我走近了93位民办教师。 “两个孩子是捆在炕上长大的” 我采访的第一站是皇城镇。据《临淄区志》记载:古齐邑安平城废后,逸民留居于城内皇戚贵族驻地,故名。
      陪同我采访的是乡中心校的吴校长。一上车,吴校长就对我说:要说困难,哪一个民办教师都很困难,但在皇城最苦最难的还是王美风教师。王老师1970年工作,家里拖着有病的丈夫,每年就靠干民师挣几个工资维持生活。
      在南羊小学见到王老师时,她已经上了一节课。我们坐在王老师的对面,这时,从阴沉的云层中钻出的夕阳,透过斑驳的树叶,照在王老师半秃的头顶,几根青丝寥寥可数,沟壑般的皱纹已爬满前额。王老师不善言谈,总是我们问一句她回答一句,我们不问,她就静静地坐在那儿。每说一句,她总是对着我们友好地笑笑,但笑容中分明包含着一丝悲苦和期盼。
      我说:“王老师,你50多岁了,怎么还没转正呢?”
      她说:“我1970年开始工作,干到1978年结婚。结婚后就中断了,直到1984年招考民师时又上来。前边虽干了八年,但因为教龄中断,按政策连不上。教龄短,没办法。”王老师话语低沉。
      “王老师,这些年苦也苦过了,难也难过了,你现在还担心什么?”
      “担心.倒也没有什么担心的,要说,最担心的还是怕转不了正,一搞人事改革,就得下来,别的都不怕.怕就怕干了一辈子民师,落个叫人家撵回家的名声,无法抬头见人!”
      “这些年来,你有没有感觉比较难挨的事情?”
      “唉,谁家没有难挨的事情?只不过咱比人家命更苦一点,泪更多一点。”
      说到这里,我看到王老师眼圈黑沉沉的,王老师努力克制着,泪珠才没有当面滴落下来。
      “唉……”王老师叹过之后,接着说,“说多了,真怕领导笑话。俺从干上民师,就没过一天安稳日子。开始,俺男的在车队工作,人老实,没白没黑地干。家里没老人,孩子没人看。每天到上班时,就得把孩子从手到脚都捆绑起来,捆绑松了,怕蹬开,跌下床磕着碰着,只得捆绑得紧一点……捆绑好后放到床上,两边用被子裹着不能滚动,爱怎么哭就怎么哭,想怎么尿就怎么尿。孩子早上捆绑早上哭,下午捆绑下午哭。孩子哭,我就打,就骂,骂出屋门后,自己捂着鼻子哭一路。冬天,孩子衣裳穿得厚点还好说,夏天衣裳单薄了,孩子身上被绳子勒出一道道血印……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谁不疼自家的孩子,可是没办法呀!”
      “孩子都得这样紧紧地捆着吗?”
      “是呀,捆不紧可不行。梧台有位民师,没把孩子捆好就急着去上班,孩子从炕上掉到炉子上,三岁大的小子活活地被烧死了。”
      说到这里,王老师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一连串的泪水滚落下来,衬衣泅湿一大片。“孩子刚大一点了,俺对象开车出了点事。老实人想不开,有点事总在心里窝着,谁知时间一长,竟窝囊出精神病,长年累月地吃药,一不吃药就犯病,犯病就摔东西,打人,骂人,没办法,他一犯病,我只好躲出去。”
      “现在家里生活怎么样?在村里能处于什么水平?”
      “咱够不上什么水平,儿子大了,孬好给他盖口屋,不然,孩子找对象都找不成。”
      “还有债吗?”
      “不多,还有……两千多元吧。”王老师凄然一笑,从她那闪闪烁烁的话语中我知道,王老师的债决不止两千多元,只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
      王老师所在的皇城镇,民办教师工资一年分两次发放。一次是教师节,一次是春节。月工资仅仅四、五百元,原北羊镇与皇城镇合并时,北羊镇欠发民师两个月的工资,直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采访回来的路上,我问王老师的工作怎么样。吴校长说,前几年挺好的。这几年嘛,年龄大了,家里又有拖累,不如小青年了,但很能干,说不出别的。
      太阳钻入了厚厚的云层,远处的村庄笼罩在薄薄的烟雾之中。望着车窗外碧绿的田野,我静静地思索着,像王美风这样的老师,把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孩子,奉献给了事业,对于他们,还能有什么更高的祈求呢?十年前的舍友,仍然是老民办
      第二天起床,天雾蒙蒙阴沉沉的,仿佛要下雨的样子。
      来到齐都镇,打开民师名单,才知道十几年前的舍友――李恒谦还是民办教师,他在齐都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工作。我刚工作时,就同老李一个宿舍,一块吃一块睡了好几个年头儿。我知道老李能吃苦能受累,工作上有点子有办法,干班主任是一把好手。老李是个热心人,还跑来跑去给我介绍过对象。他乡遇故知,一半是为了看望老友,一半也是为了采访,便会同中心校负责人老王去了镇成教中心。
      一边走,老王一边介绍。成人中心校就建在齐国稷下学宫的原址上,也就是原来的城关农业中学。60年代时,大兴农业中学,曾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校长受到过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中央首长的接见,《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多次介绍该校的办学经验。可是“文革”一开始,学校受到冲击,校长受迫害致死。
      步入学校,三排青砖镶门镶窗的土坯小房子便展现在眼前,三条砖砌小路,从学校大门,径直延伸到房前。一看便知,房屋是六、七十年代的构造,虽有些陈旧,仍掩饰不住齐国故都古朴典雅的风格。
      见到老李时,他正在修理电视机,见到我,他的粗壮的大手紧紧地把我握住,依然那么热情,那么质朴,那么豪爽,他的洪亮而高亢的嗓门,更是把我的耳朵都震得嗡嗡响,与印象不同的是,两鬓 添了白发,满脸有了皱纹。
      我说:“老李,十几年不见,你风采依旧哇!”
      老李指了指电视机旁的半截蜡烛说:“什么风采不风采的,我已是风烛残年了,还能有多少蹬头,尽心尽力吧。”
      “三十多年了,还是老民办?”
      “哼,他娘的,咱烧香,佛就掉腚,像咱这30多年教龄的老民办,大概全省也没几个。”
      “怎么回事?”
      “命不好呗!小张,你也知道,我原先不信命,有时回味回味,咋就像命中注定了一样,总差着半步。”老李弹了弹烟灰,深深吸了一口气,接下去说:
      “我是1965年来到这里,是当时城关农中毕业留校的。1972年6月回本村谭家联中教物理,一直干到1978年。那年,二化技校缺教师,通过区教育局找到我,调我去教技校生。1985年考虑借调虽说是组织行为,但长期在外,对民师转正不利。可命运真是不济,我8月份赶回来,人家二化技校9月份就转了一批民师,听说指标挺富余的,还转了些一天教师都没干的工人家属。”
      “1987年8月,区第一职业高中开设机电专业,没有专业课教师,区、镇教委同意后又把我借调到职业高中,从事专业课教学并任机电专业组组长。1988年底进行专业技术资格评聘,我是1965年参加工作的,完全可以评聘中学一级,第一次摸底报的是中一,但由于镇上竞争激烈,第二次摸底报成了中二,中二竞争的还很多,最后给我报了个最低级――中学三级。当时,因为借调在外,考虑到职称年年评,没有在意。谁想到,第二次职称评定竟是7年以后。而在这期间,民师转正的硬件必须是中学二级以上职称。1995年评上“中二”了.年龄超了50岁,又挡下了。1999年评上中一了,可到现在也没消息。今年,我已58岁了,唉,还有啥希望呢?”
      “期间,你就没想考一考吗?”
      “1989年时,下文件不超过45岁的可以考淄博师专。多年来,我大多数时间教高中、中专课程,考师专,我有优势,可细算一下,到当年的9月1日,年龄又超了三个月”。
      “一个宿舍时,见你中午不休息,整天学习,考文凭,学完了吗?”
      “早学完了。那时学的是北京人大法律专科,后来又拿了卫电高师汉语文学专业的毕业证,结业证书也七、八个了。1995年5月,我还加入了山东物理学会,成为省物理学会会员。”
      “一块工作时,你带的班就是市优秀班集体,这十年还行吧?”
      “老李不错,人很耿直,成绩就更突出了。块来的老王一旁搭话。
      “咱有啥,都是人家王校长的支持呗!”
      老李一边说,一边摸出钥匙,打开抽屉,搬出厚厚的一摞证书。我翻看了一下,“淄博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淄博市教学能手”……还有十几次区、乡镇表彰。最后,老李抽出一本书,递到我面前说:“小张.这是我参与编写的书,提提意见吧!”
      我接过来一看,是山东大学谭文长博士主编的《微机应用基础教程》,老李是副主编,并承担了第一章的编写任务。
      我捧着书,紧紧握着老李的手说:“老李,你再等一等。据我所知,你还在转正的范围。”
      “小张,你放心,只要单位让我在这儿干,我就耐心地等下去,不为别的,还有份责任心呢!”
      话别老李,走在回去的路上,老王动情地对我说:“老李坏就坏在一个‘能’字上。组织需要是不错,但在外面借调多年,啥事都耽误了。”
      车窗玻璃上零星滴落了几滴雨点,云彩压得很低,仿佛压在我的心头。坐在车上,耳畔还时时回荡着老李的话:“在学校里我是‘二等教师’;在村里我是‘二等公民’;在社会上我们民办教师是一个被社会遗忘的‘弱势群体’!”54岁取得美术大专文凭的民办教师
      本想先到比较偏远的山区乡镇采访,可连日的绵绵细雨,阻断了行程,干着急,没办法。可时间不等人,只好在几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乡镇采访。
      召口乡位于临淄西部,据《,临淄区志》记载:召口在愚公山、凤凰山之间,古为要道,设有驿站,西方国家来使人齐之口,驻此待召。著名的金岭铁矿就坐落于召口西南。近几年,该乡所属的金召、召口等村庄已开采铁矿,形成规模较大的山东宏鲁集团、顺达集团,成为淄博市的经济强乡镇之一。
      车子刚到召口乡南坞小学门口,好客的边校长挽着裤管站在门口等候多时了。一下车,边校长便递过一把雨伞热情地打着招呼。
      我说明来意后,让边校长先介绍一下三位民师的情况。
      边校长动情地说:“都很能干,是咱学校的老‘黄牛’!”
      “这几个教师家庭生活咋样,”
      “都不好。拖家带口的,光靠四、五百元工资,比要饭的强点儿。”边校长说话没遮掩,很痛快。
      “房俊玲老师娘家是皇城,这是第二次嫁人。作为农村妇女二次嫁人,找到的对象虽说老实厚道,却没能耐,只能给人家看看门,挣个三百二百的,却偏偏又得上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十几年干不了活儿了!”
      “很困难……”同来的老郑声音开始低下来。
      “放了假,房老师贩了菜到集上卖。一次,我去集上买豆角,一看是房老师,走也不好,买也不好。房教师拿着一把豆角硬往兜里塞,给她钱又不要。你想人家骑着车子转来转去的,一天还不知能挣几个钱儿,咱忍心吗?若不是逼到没办法,谁去丢那个人?”
      说着话,进来两女一男,不用说,走在最后面、步履蹒跚的肯定就是房老师。一问,果然不差。
      房老师行动凝重,干练,不过已满脸皱纹.眼神已有些虚弱。同来的老郑向他们介绍后,三人搓着手,眼神紧盯着脚尖,静静地坐在那儿。我打破沉闷的空气,说:“房老师,听说你54岁了,还取得专科学历,不容易呀!”
      房老师淡淡一笑:“唉……不也过来了吗?我是1998年考上师专美术系的,去年刚刚毕业。在学校里,我是年龄最大的,人家年龄小的,比我小儿子还小六、七岁呢!”
      “你参加学习花了多少钱?”
      “连吃带住,省了再省,一年也得1500元.三年,花了近5000元,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哩!”
      “现在,一周上多少节课?”
      “我包班,包一年级,除了一节品德课和两节体育课外,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七、八门课,全都我一人上。”
      “一周全泡在教室里吗,”
      “农村学校都这样,没有专职教师,所有课程一人挑。按区里规定一周有39节课,包括学生自习,房老师大概得上36节。房老师整天身不离教室,心不离学生呀!”边校长补充说。
      “老师生病长灾的,咋办?”
      “老师怎么能允许长病呢?一个人管一头,长病就得挨着;实在挨不住了,也得等到星期天才去打针吃药;即使打针吃药,也只挑便宜的。”旁边的张俊香老师插嘴说。
      “张老师有个妇科病,挨了好几年了,不难治.只是没时间,再说也确实疼那几个钱,干民师的哪有钱治病?”房老师说。
      “除了民师工资外,家里还有其他经济收入 吗?”
      “哪还有?再就是种粮食,刨去化肥、水费、收种等杂七杂八,收不下几个钱,白搭上功夫!”
      “平常上课,星期六、星期天还得忙农活?”
      张俊香说:“不光星期天。人家浇地都是抢白天,俺就等着晚上浇,咱别没时间,只能等人家不愿意浇的时候再浇。”
      望着张老师那瘦弱的身材,一个女人扛着铁锨在漆黑的夜色里跑来跑去的身影,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作为民办教师的女人,舍弃了病痛,舍弃了惧怕,几乎把自己的全部都掏给了事业……
      
      山里的民师泪更多
      
      边河采访的第一站是南术南小学。
      南术南位于临淄区最南端,东南邻潍坊市的青州,西南邻淄川区,是典型的丘陵地貌。
      我们坐上王校长为我借的车,一路颠簸着向南术南跑去。王校长只有三十五、六岁,办事很认真,标准很高,也很有事业心。他原先在一所区属学校任领导,2000年区教育局组织校长聘任制改革时,王校长通过公开竞争.自愿离开优裕的工作环境,来这偏远山区任乡镇中心校长。上任不到三年,他多方筹措资金300余万元,为边河建起了一、座教职工宿舍楼、一座能容纳近千名学生住宿的公寓,中学、中心小学还实现了网络终端进教室。
      从边河乡政府到南术南村少说也得二十多里路,能走的只一条仅容一辆车的沙石小路,路面坑坑洼洼。小路的一边是几十丈深的沟壑,一边是蜿蜒起伏的山坡,沙石小路也随着山势忽高忽低,忽上忽下。路程还不到一半,同来的女同志小崔已呕吐不止,只好找了个村落把她放下。
      我问:“王校长,南术南的学生上初中每天就走这条路吗?”
      “就走这条路。学生骑自行车每天从这里走个来回。由于路远不好走,早晨天不亮就得走;下午,我们要求中学4点半放学,可学生还是天黑后才到家,每天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将近四个小时。花费时间不说,学生的安全是个大问题,每年边河都有学生掉到沟里跌伤或摔残的事情发生。盖上学生公寓后,学生不用来回跑了,时间充足了,安全也有了保障。”
      听着王校长的介绍,车子不知不觉地顺着山路跑进沟底。两边直立的土崖有六、七丈高,有的地方已裂开了尺把宽的缝隙,随时都有摔落沟底或汽车堵塞之类事情发生的可能。看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王校长的精明强干,建学生公寓,保学习时间、抓学生安全……可谓一举多得。
      车子爬上山沟,便到了南术南村。穿过村子,顺着辛泰铁路,往南走不远就是南术南小学了。
      小学校刚刚刷过涂料,墙壁上的书写工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红漆大字,分外醒目。花砖半墙,石子铺路,五颜六色的花草,翠绿欲滴的青松,无不透露出典朴素雅,青春向上的气息。
      山里最缺乏的是平整的土地,小学校只有四排小瓦房,长宽不足百米。校门口南边,有块立着篮球架的巴掌大的洼地,便是小学的操场。听王校长说,操场只是临时租用,早就想征过来,但手续一直没办好,因而也不敢修整。
      校长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叫傅尚浦,说话很干脆,做事也很利落。
      一问傅校长,还有半个小时师生就要放学。我说:“咱还是先到教室里看看学生吧!”
      走进教室,孩子们齐声喊了句:“老师好!”
      我招招手,点点头,算是回礼。问身旁的一个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张健。”男孩有点紧张,怯怯地站起来说。
      “谁给你们上语文课?”
      “王老师教语文,还教数学。”
      “王老师课讲得好吗?”
      “好!我很愿意听他的课。”
      “王老师对你们好不好?”
      “好!他给我们讲故事,给困难同学垫书费,还领我们上山捉蝎子卖钱……”
      我问傅校长:“王老师是谁?”
      傅校长指了指站在门口,不断搓着手的中年汉子,“这就是王修田老师。”
      我上前与他握手,感觉到他的手掌硬硬的,上面分明结了层厚厚的茧子。斑白的头发、虚弱的眼神、布满沧桑的脸,无不印证着他同困苦和艰辛搏斗的痕迹。
      我问傅校长:“学校还有几个民师?”
      “两个。王修田,还有我对象――王玉花。”
      我走进办公室,迎面墙上挂着教师简介。
      王修田,男,44岁,民办教师,教导主任兼教五年级语文、数学。1982年参加工作,中师学历。工作20余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全身心扑到教学工作上,教学成绩连续多年居全乡之首,多次受到区、乡表彰。人生格言: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
      王玉花,女,42岁,民办教师……
      同来的王校长说:“张科长是区里来的领导,主要是想了解咱民办教师的困难。大家要把平时的苦事、难事多向张科长反映,对咱们民师转正有好处的。”
      王玉花说:“要说干民办教师苦累都一样,干活不少,挣钱不多。先不说钱的多少,光精神上就让人受不了。但论家庭来说,我还不算苦,对象干教师,几个哥嫂都在大城市工作,家里没啥拖累,一个女人家挣个三百二百的,还行。修田老师就不行了。上有老,下有小,父亲生病落下一屁股债。一个大老爷们就靠那几个工资,不饿干牙才怪呢。这不,他媳妇去给人家当保姆、看孩子,不到没办法的地步,谁愿意去干那侍候人的差事?要写还是先写写他。”王玉花长得粗壮高大,红黑的脸膛,宛若一棵秋风中挺拔的红高粱。她同他对象一样,为人朴实,说话直来直去。
      我把目光投向王修田老师,他仍然上下搓着手,脸憋得通红,有点苦涩地笑笑说:“最苦的日子熬过去了,比起以前来,好多了。”
      我问:“什么时候最苦?”
      “1986到1990年期间,孩子小、父亲生病,有时想想就没法过下去。父亲患脑血栓,复发一次就得花费上千元。当时,我每月只有45元工资,还有一家人的吃穿,哪能付得起住院费?没法子,只好求亲告友。”王老师停顿了下,接着说:“父亲住院后,学校里没有多余的教师,为了不给学生耽误课,只好叫爱人陪护。孩子放在他姥姥家,我星期天时捎着煎饼、咸菜到医院替一替我对象。那时,一元钱在全家人手里捏来捏去,总不舍得花。虽然尽了心,但父亲的病最终没治好,落了一屁股债。十几年了还欠两千多元,只是亲戚里道的,人家不好意思上门讨要。”
      “这期间没想给家里找点别的财路?”我问。
      “别的,也不好干。1997年村里实行退耕还林,除每人留少量口粮田外,大片的土地承包,但承包得拿现钱。咱又没有钱投标,只好放弃。在村里钱不好挣,地包不上,我对象只好到十化建打工,一星期回来一次。”
      “家里现在怎样?”
      “住的仍然是六十年代的四间草房,在村里属于最矮、最破的。一个小孩都上初中了,连个自行车都买不上,最后是小孩他姨给买的。”王玉花说。
      “边河别的没有,到处是石头。王老师原先就会开拖拉机,如果开拖拉机往山外送石料,也早比这强多了,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们,为了学校吗?”傅 校长说。
      “村里对民办教师没什么照顾吗?”
      “原先有点儿。现在,村里事多,照顾不过来了。”王老师一摊手,抬起脸,对我浅浅一笑。这一笑中,是否包含着对村里政策的不满,我不想探究,但一种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盼却分明写在脸上。政策还没有下,我还不敢告诉王老师马上要办理民师转正手续的消息。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再坚持几天,愿望就能实现了。”
      走出办公室时,已经中午12点多了。
      傅校长非要留下吃中午饭,并且说要走的话,就是看不起他。我们只好留下。
      我们吃饭就在傅校长家中,王玉花老师主勺。炸花生米、韭菜炒鸡蛋、野菊花……谈不上丰盛,却非常可口。
      饭吃到一半,王修田老师来了,提了罐,拿来了一瓶红蒲公酒。
      揭开盖子,是一罐鸡汤。王修田老师一边舀,一边歉意地说:“山里人穷,没什么好拿的,凑付着点儿吧。”
      看着这些,我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我知道山里人是不会轻意杀掉老母鸡的,除非来了尊贵的客人。在穷山沟里,我却受到这般热情的接待.顿觉股股热血直往头顶上蹿。
      我夹起一块鸡肉放到嘴里,虽然清香诱人,但在舌头中间拌来拌去,总是难以下咽。我端起酒杯,双手举到两个王老师胸前,哽咽着说:“真心感谢你们,我敬你们一杯。”然后,我先一步一饮而尽。
      我抬起头来望了望王修田老师,混浊的眼泪沿着他那沟壑般的皱纹,无声地流下。
      吃罢午饭出来,路过村里代销点时,我向代销点老板要两瓶最好的酒。老板难为情地说:“山里人喝不起好酒,最好的酒就是12元一瓶的红蒲公,本来还有两瓶的,今中午被学校的王修田老师赊去一瓶。”
      我掏出钱,为王老师付了酒钱,又买了些点心,委托老板给王老师的母亲送去。然后,便钻进车,直跑向乡政府……。
      下午,我们又去看望了民办教师――边洪柱、杨士安。他们都一样的清苦,一样的不屈,一样的期盼。回去的路上,录音机播放着《还珠格格》的插曲。听着悠扬的歌曲,我暗暗地问自己:王修田、边洪柱、杨士安等人对教育爱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将来能得到一个好名分吗?作为一个政策的执行者,我深知自己不能回答。我把目光移向朝着远方延伸的铁路,一块块枕木就横卧在那儿,任凭风吹,任凭雨打,可它不声不n向,无索无求。正是有了这一块块枕木,一列列火车才能在祖国大地上一往无前地通过……用生命延续“退休民办教师”
      这一名分
      不知是连日的奔波,还是风大受凉,采访结束的当天晚上,我就感冒发烧,在医院挂了三天吊瓶。第四天一上班,科里的张老师就告诉我,边河的一位常老师已经来找过我三次,今天可能还会来。果然,不一会儿,原边河中心校的张校长就领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师来了。
      老教师叫常来建,边河乡北刘小学民办教师。
      常老师很急切,没坐下就说开了。
      “俺听说张科长到边河同民办教师谈话了.不知道为啥没同俺谈,是不是这次转正又不行了?这几天俺心里急得慌,不管你忙不忙,大老远跑来就是想问一个确信。”看得出,常老师很疲惫,恐怕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两个眼角还挂着眼屎。
      我忙向常老师解释:“常老师,你别急。民师转正的文件还没有下,我找一部分民办教师谈话只是想了解情况,为市里召开的民办教师座谈会做准备,没别的。”听完后,他还怔怔地望着我,仍有些半信半疑。  “是吗?是这样吗?”  “是这样。过几天市里就召开座谈会,开会后才能制定文件,办理民办教师转正手续。”我肯定地说。
      “噢,真是这样。”常老师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又问他多大年龄了。他说:“属小龙(蛇)的,1941年生的。”
      “噢……已经61岁了。”我嘴上没说,但心里明白,他去年就该退休了,到现在没办退休手续,就是为了等最后一线希望,但这一线希望已经是崩溃了。
      我说:“常老师,这样吧,你回去把任民办教师的资历写一写,看能不能向上级反映反映。如果不能转正,领导能给退休民办教师提高一下待遇不也行吗?”
      他一听,露出了笑脸,说:“那可好,回去后我马上写。”说完后,他拿起已经缺毛少皮的老“北京”牌挎包乐呵呵地走了。
      第二天下午,领着常老师来的张校长给我送来了材料。我一看是用微机打印的,非常正规,用了不少功夫。常老师写道:
      我叫常来建,家住边河乡北刘村。1958年8月任民办教师至今(1965年市里抽调搞社教中断两年)。教师是我最向往的职业, 自从担任民办教师后,我就把一颗赤诚的心和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我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弹指间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时只有17岁的我现在已是须发苍白的老头。回顾这四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始终立足本职,教书育人,勤奋好学,全心全意为教育事业洒尽了汗水。
      1958年8月,我同全乡11名民师参加博山县(边河乡原属博山县)民师培训,一个多月后经测试合格回村任教。当时正刮“五风”、 “大跃进”、 “大炼钢铁”、大办“社会主义食堂”,干部怕拔“白旗”顺风溜走了,教学没人管。我们师生就自己动手,没有教室我们就借农户分到的地主家的一座破土楼子(下层是两扇铁皮门,一架木梯上楼)做了教室,没有桌凳就用土坯砌了几行垛子,学生自带座位,找木工钉了两块小黑板, 办起了学校。到了第二年,楼要倒塌,又借了两间民房用。就这样,今年借东家,明年借西家.从村南借到村北,直到六年后盖起学校。在这六年中先后借过六户民房,用过一座破庙、崔家和常家两个家庭祠堂。
      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困难,民办教师更是困难。由于生活所迫,有不少人另寻职业,我那十一个同行就溜了五个。每天早6点到校学习、上课,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三四个人挤在一张办公桌上备课、批改作业。办公用的煤油也按计划供应,点灯用油也不敢有丝毫的浪费。
      1965年5月,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政治思想过硬,我被调到“市社教队”协助工作,搞农田基本建设,直到1967年1月,杜教队全部撤回,我又调回北刘学校任教并兼任学校负责人。
      1974年北刘村要建新学校了,村里干部事多靠不上,就让我具体负责筹建和监督施工工作。那时,运输工具很落后,道路又难走,石料运送不及时,我就带领教师们拉车运石、运砖。那年秋天,我带领六名青壮年教师用地排车干了一个多月,为学校运送大条石一百多方。历尽两年时间.北刘小学彻底告别了黑屋子、土台子,实现了我要建所新学校的理想。1976年秋,边河乡“校改现场会”在我校召开。从1986年开始.我又筹建了南刘联小、东张小学。我也先后被评为“乡先进教育工作者”、 “区先进教育工作者”和“区优秀班主任”。
      回顾从教四十多年的工作经历,这四十年是我人生的黄金年华。期间有结婚的忙碌,有拉扯 孩子的艰辛,又有赡养老人的劳累。家中的所有困难我都留给了家人, 自己全身心地扑在教育事业上.一心把学生教好,我一直想着能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公办教师,但是命运始终在捉弄我,每次民师转正不是因教龄中断,就是学历偏低,次次把我挡在了门外。实指望这最后一次转正机会能赶上,但最近看来又很渺茫,我非常痛心
      我们查过全区民师的档案,常来建老师只是其中的一个。由于各种各样原因而不符合民办教师转正政策的,还有刘慰农、相鹤锋、朱奉真、傅士安、徐培英等等。最令人痛心的是在办理民师转正手续中,稷下街道安次小学教师王英金遇交通事故身亡。任何一项政策都要有条条框框,有一定界线。不能转正的老民办教师只能办理退休手续,他们连同已经退休的108名民办教师,在教坛下用生命延续着“退休民办教师”这一名分。区长说,是民办教师培养了大家
      我们是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收到最后一批民办教师转正文件的。
      民办教师转正的条件很宽松。硬条件有三条:一是1985年登记在编并持有原省教委统一印制的任教证书的民办教师;二是截止到2001年12月底,男年龄不超过60周岁(即1942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年龄不超过55周岁(即194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职民办教师;三是2001年参加竞争上岗被学校聘任,年度工作考核连续3年均为称职以上等次。
      2002年9月5日下午2点40分,临淄区政府大楼三楼区长办公会会议室。原区教育局局长、现区政府副区长张士友向区长办公会汇报民办教师转正工作。
      原分管教育的副区长、现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秀荣说:“民办教师是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为全区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民办教师转正的条件到60周岁,这是亘古未有的大好事,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办教师的关心和照顾。”
      原临淄区政府区长、现区委书记解维俊说:“民办教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曾经支撑了我们广大农村的义务教育。我们大家都出自农村,受过民办教师的培养教育。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民办教师就没有我们大家的今天,社会不会忘记他们,历史更不会忘记他们。今天上级有要求,区里有能力,我们有责任给民办教师解决转正问题。对符合条件的,要不留尾巴.一次性解决,工资待遇全部按上级政策要求兑现。,’民办教师转正工作在区长办公会上一次通过.并把这项工作作为区政府在教师节期间为教师办的好事、实事之一。
      走出会议室,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我的眼晴有些湿润了,我为93名民办教师高兴。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他们的成绩得到了承认,他们的希望变成了现实,最后一批民办教师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2003年1月15日,最后一批转正的民办教师一次领取了两个月的工资。下班前,我收到了一封信,发信地址只写了两个字:边河。
      我拆开信封一看,有几张商场的购物券和一封寥寥数语没有署名的短信。信中写道:“张科长.我们是刚刚转正的民办教师,感谢你为我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请你收下这几张购物券,以慰藉我们常常为不能报答你而不安的心。”
      我捏着这几张花花绿绿的购物券,眼睛再次湿润了。在我的心中,捏在我手里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几百元钱,而是最后一批民办教师对党和政府的真情表达。作为我来说,我是最基层的工作者,又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购物券是人民群众赐予我的最高奖赏。我无法退还给他们,我也不想退还给他们,我更不会花掉它们。我会把它们好好保存,直到永远……
      责任编辑 黄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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