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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名人”书画作品收藏之浅见

    时间:2021-02-05 07:43:50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书画作品的收藏,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经济的角度,都约定俗成地限定于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名人。自古到今,皇室富豪也好,民间收藏家也好,抑或画廊、美术馆,均唯名人书画是藏,就是这个道理。以我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为例,既有像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这样的一代伟人,也有像汪精卫、陈公博、林彪这一类为人非议的名人甚至千古罪人。这后一类“名人”姑且称其为“另类名人”,对“另类名人”的书画作品的收藏应当如何看待呢?

    记得1993年6月,上海朵云轩首届书画作品拍卖会的第149号拍品——汪精卫的一件书法条幅(图1),曾引起一些媒体就汉奸的字该不该拍卖、该不该收藏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而今,13年过去了,除了汪精卫外,像清代的大贪官和珅、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图2)、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出任伪参议府参议和伪监察院院长等职的罗振玉(图3),甚至连“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康生(图4—5)等“另类名人”的书画作品也在艺术品市场上频频亮相。

    “另类名人”是客观存在,否认“另类名人”的存在,便无法正视历史。翻开史书,其中对“另类名人”都有客观的评价。既然史书可入载其名、其生平,那么,对他们的书画作品进入市场,我们又何须紧张。

    再以集邮为例。印有林彪像及其题词的“文革”邮票,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1986年《中国邮票全集》编委会成立,准备着手编篡大型的《中国邮票图鉴》,但编委会对刊登不刊登有关这些“另类名人”的邮票却不禁犯难。后来经请示中央宣传部,1986年7月17日中宣办作了答复:“……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编辑出版全套的《中国邮票图谱》,可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有蒋介石、林彪像的邮票,可如实收入……”(中宣办1986第111号文:《关于<中国邮票图谱>书稿中涉及蒋介石、林彪形象一事的复函》)。这为如何对待“另类名人”的书画作品提供了参考。

    实践也证明,广大收藏爱好者是能够正确对待“另类名人”的书画作品的。在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藏海”的今天,尽管有部分人把收藏作为一种投资行为,但更多的藏友却是把收藏当作一种高品位的文化体验和精神享受来对待的。“另类名人”的书画作品也成为他们借以客观研究历史、文化的对象。

    在此,我将康生书写的一把成扇介绍如下。

    康生所写的这把成扇是送给师哲的。师哲(1905—1998年),陕西韩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安排,从1929年起在苏联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工作9年。1938年秋回到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春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先后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工作。1945年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1949年主持创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语专修学校和外文出版社,并首任局长、校长和社长。在中央机关工作时期,他长期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图6—8)。1957年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恩来(左三)、师哲(左四)、王炳南(左五)、张闻天(左六),李克农(左一)等在一起交谈记。1962年后,受康生和林彪、江青等的迫害,被隔离、关押达19年之久。1980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顾问。

    得益于我岳父潘宜轩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初,他与师哲是陕西省立第一师范——亦称龙门书院的同班挚友,后又成为换帖弟兄),从1977年开始,我认识了师哲长辈(图9)。20多年中,师老来西安,居扶风,返北京,我有幸数十次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听他谈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也听他谈江青、康生其人。

    1992年夏天,我赴北京办事之际,就住在师老家中。一天上午,师老和我在客厅谈话,话题又说到康生其人。我从师老在他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旁》(1991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所揭露的康生两面派嘴脸,结合所听说的康生诬陷邓拓“倒卖”苏轼《墨竹图》一事,谈了自己的看法。师老听后说,康生是一个极有心计、善于伪装,且十分狡猾的伪君子。说着,师老叫正在厨房忙活的阿姨从卧室拿来一个用旧报纸包的小包。打开后,里面是一把保存完好的折扇。师老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个东西。”我小心地把折扇打开,扇面的背面是著名画家吴作人画的水墨山水画,篆书“三门砥柱”四字。师老在一旁说:“看正面。”我翻过折扇,不禁愣了一下。这扇面的正面由右至左,密密麻麻地用毛笔认真抄写了毛泽东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全文。落款“康生”处还钤有一枚小条形白文名章,落款上方工整地写着“师哲同志”四字上款。

    面对这把几乎没有使用过的折扇,面对这扇面上毕恭毕敬的草书和用章,经师老介绍其来龙去脉后,我才更加认清了康生工于心计的两面派面目。

    党的“七大”以后,中央为了适应国内形势和当时的任务,对中央机构作了相当大的调整。由于康生在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一系列“左”的表现,此时已不受中央重用。于是,康生便要求去陇东参加土改,暂避一时,并伺机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后,他带全家到了山东老家,并担任山东分局的书记,这是他比较得意的时期。然而到了1949年全国胜利在望的时候,康生心里开始焦急不安了。于是他们全家在青岛演出了一场场闹剧:先是康生的妻妹“疯”了,跳楼自杀未遂;继而他老婆曹轶欧“精神失常”,后来连康生本人也“病”了。其实,对他们闹病的真正原因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只不过不理他,让他闹个够。

    一直到1952年初,康生一家在山东闹得沸沸扬扬,连他自己都无法下台时,毛泽东才允许他们到北京来。康生到京后,与师哲住在中南海的同一个小院。师老此时见到的康生,“根本不像个病人”“谈笑风生,精神好得很”。康生一再向师老表示他还能为党工作,其意图是想通过师老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愿。过了一两个月,康生见仍无消息便借口身体不适,住进了北京医院。曹轶欧也多次对师老说“我们深深感到还是回到中央好”一类的话。就是在这养“病”期间,康生经常请师老、田家英和陈伯达等经常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翻译、秘书去他那里做客,把他窃取的古玩文物、文房四宝等展示一二,炫耀自己的爱好、特长和鉴赏能力。也就是在这养“病”期间,康生跑到琉璃厂买了几把素折扇,然后煞费苦心地在每把扇上抄录了毛泽东那段开幕词全文,分别送给了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这些同志。他希望毛泽东也能看到他康生的“书法”功底,他更希望毛泽东能看到他在折扇上所写的内容。

    这就是康生这位“另类名人”书画作品的一个创作背景。这把折扇,经师老同意,曾在我这里放了几个月,拍过照片后,我又归还给了师老。遗憾的是,所拍摄的照片后来不知放在哪里了,至今未找到。

    研究“另类名人”的作品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有助于全面、深入了解一段历史的客观面貌。如同他们的经历一样,一些“另类名人”的书画艺术成就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从这点上说,拍卖和收藏这类东西,我们还是应以平常心对待。

    责编 水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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