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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精神”长存——追念启功先生

    时间:2021-02-05 07:44:30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编者按:中国著名国学大师、书画大师启功先生于2005年6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启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7月出生北京,满族,长期从事文史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等著作,1952年后任北师大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务。

    鲍文清女士原为外文局今日中国杂志社资深记者,曾采访过诸多文化名流人物,自1979年与启功先生结识后,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交往和友谊,并于2004年写作出版了《启功杂忆》一书,获得了社会好评。为追念启功先生,本刊特邀她撰写了一篇文章。

    启功先生离开我们走了,永远地走了。这噩耗既在意内,又在意外。前年这个时候,我曾到医院去看他,实际上含有诀别的意味,但过了不久,他又奇迹般地出了院。后来听说,他又住了进去,几次进出医院,直到最后永远离开了医院,也离开了我们。

    2003年末,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启功先生的书法国际研讨会上,启功坐在轮椅上被推进会场,当他讲话时缓缓起立,先给大家鞠个躬,然后讲话,留给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我希望能多让我活两年(他伸出两个指头),这样我也可以多做一点事情。”

    有人说,人在临走前总会想到许多东西,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应该在这短暂的只有一次的生命中,努力做一些对别人有益,也无愧于自己良心的事情,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能做到这一点,一生再短暂,也算对得起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了。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做到了。我认为,启功先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他的名片上只印着“启功”二字

    我认识启功先生是在1979年,我第一次去采访他的时候。那时,他住在西城区一条叫做“小乘巷”的胡同里。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同他交谈使人如坐春风化雨中。

    我得承认,当我终于在几株柳树掩映中找到了启功寓所的朱漆小门,准备抬手去拍响门环时,心里有点犯嘀咕,在我想像中,启功先生应是一位文气十足,脾气古怪的老夫子。因为早就听说他不仅学识宏通,书法精湛,而且又是清代皇家后裔,他会怎样接待我这个不速之客呢?又一想既然来了,就硬着头皮闯一闯吧!

    敲门后,寂然无声的小院里,立刻响起一阵轻微的咳嗽声,门启处,迎面站着一位面容和善,身材略胖的老人,只见他身穿中式对襟上衣,一头灰白的头发,面孔红润,颏下无须,眼睛挺有精神,一份极和善的样子,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想像中的启功先生,倒像是在北京街头常碰见的老大爷。

    “请问,启功先生住在这儿吗?”

    他听了微微一笑,眼神里透着亲切和善:“我就是,请进,请进!”

    他一开口我便听出是地道的北京腔。

    进到院里,南北各有房屋两、三间,启功先生指指南边的两间说:“我住在这边!”这两间房面积不大,也够破旧的了,但收拾得倒还清净雅致,窗前栽有几株翠竹,室内挨排立着几个书架,满是古今中外的书籍,书架显然不够用,地上、床头也都堆着书,最引人注目的摆设要算是横在床上的那个紫檀木书架了,上面摆着文房四宝,和几个古朴的印章盒,除此之外,通常一位学者家庭应该有的陈设,诸如沙发、落地灯、电扇、电视机等,这里一件也没有。“您这位大教授,生活真是够俭朴的了。”他笑笑说:“这就很好了,人活着主要就是做事,要那些身外之物做什么?”

    启功先生在给我斟茶,看样子家里并没有别的人,我就问:“就您一个人生活吗?”他说:“是的,我的老伴已经在七年前去世,她没有给我留下儿女,对面的人家是我的一门远房亲戚,平日一日三餐,就他们捎带着帮我解决了。”外间房子的墙上,挂着一个牛皮纸袋,我好奇地问:“这做何用?”他说:“我每月的工资、稿费一分不少地放在里面,只要生活需要,远房亲戚可以随便取用,我从不过问!”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启功先生的名声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可是启功先生的人格却丝毫没有变。时下一些追逐名利之人,一张小小名片上,印满了各种职务头衔,而启功先生的名片素来很平常,我记得他曾有一张名片,只印“启功”二字,其他头衔一概不提。其实启功先生担任的各种社会职务繁多,如果把头衔罗列起来,恐怕不是一张名片所能容纳得了的。

    启功先生从“小乘巷”搬到了北师大小红楼,房子的面积大了许多,可是屋里的陈设,除增加了一台电视,一个很硬的长沙发,两个小沙发外,没多增什么物件。而且那沙发坐上去一点也不舒服,坐久了,腰背都硌得酸疼,一站起来,屁股和腿都感到酸麻麻的。这就是他的客厅兼书房的陈设。

    客厅内有一门通向另一房间,是启功先生的卧室,一张小铁床摆在靠阳台门东边的墙角边;枕头边放有两个布做的动物玩具,床头前立着一个高台柜子,上面放有饼干盒和书报等,屋子里的三面墙和中间的空间,全放着顶天立地的书柜和书架,要想拿柜子顶层的书,必须登着椅子上去才能取下。

    可见无论在外名声有多大,启功先生以书为伴的学人生活方式,始终不变。

    他从不把苦挂在嘴上,写到书里

    如今启功先生已经走了,他的博学、他的幽默、他的超脱、他的慈善、他的坦然告诉人们;他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启功先生既是一位高逸之士,又是一个尘世凡人,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出人间正道,善良、宽厚、情爱的美德,独特的人格魅力!

    一般老人多爱回忆,启功先生却极少回忆,即使回忆也只是文坛掌故,名士逸闻,并无伤感之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启功先生的生命极似原上草,顽强旺盛,是心智的力量填补了体魄的不足,吓走了病魔。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启功先生已经开辟了一条对古代字体和诗文声律进行独创研究的蹊径,他已融合了古典文化、经学、史学、哲学、宗教学以及书法史、绘画史,礼仪民俗,古代典章制度等诸多学科,被他称为业余嗜好的书法,由于史无前例的“运动”而练得“登峰造极”,所获得的声誉远远超过了他的本职工作。

    他这个“右派”被彻底平反了,接着,书法家、画家、诗人、文物鉴定家、教育家等各种头衔来了,崇拜者来了,荣誉、地位、财富都来了!

    这一切,启功先生依然平静面对,苦尽甘来,他轻声吟唱:“荣枯弹指何关竟。”无论逆顺伴随,好丑面前,他都能心平气和、不生烦恼。

    难道启功先生真的没有悲伤,真的没有烦恼吗?不!他对自己的不幸经历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回忆文章,也从来没有对过去的人和事发表任何看法。我曾问过他:“您一生经历那么多的坎坷,为何还这样开朗?您是怎样对待人生的?”

    他平静地说:“人的一生主要是‘过去’和‘未来’,‘现在’很短暂,已经过去的事还想它做什么?要多想未来。我幼年丧父、中年丧母、老年失去老伴、没有子女,但很舒服,什么牵挂也没有了。当时“右派”不许我教书,我因祸得福,写了许多文章。幸亏有那些曲折,让我受到了锻炼,遇到挫折我不生气。我最反对温习烦恼,自讨不痛快干什么?

    启功先生把痛苦放到哪里去了呢?

    启功先生说:“我是相信命运的,但不是通常大家理解的‘宿命论’的命运,这‘命运’是由时间、地点、条件构成的,三缺一不可,三方面差一点碰不在一起,也构不成我指的‘命运’,被划成‘右派’,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

    被划成“右派”,受苦的不仅是他一个人,他说:“这场浩劫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是人们在历史上写下的一幕悲剧的延续!”他没有指责而是默默地容忍了一切。他没有把苦挂在嘴上,也没有写到书里,更不拿来显现在身上,因为他确实不愿意让它们流入这个世界,再次增加烦恼。

    有一位先生当年批判“右派”时,批启功很积极,后来见到启功,觉得很不好意思,启功反而安慰他说:“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啦就过去了。”

    他不能忘怀的两个人

    在启功的心底,有两个永远不能忘的人。

    一个是他的恩师陈垣,一个是他的老伴章宝琛。

    陈垣是北师大的校长。启功认识陈垣以后,得到了在辅仁大学任教的机会。启功从1933年教授附中一年级国文或大学美术课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辅仁大学的讲台上,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先后教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无论教什么课,都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颇受学生欢迎。

    启功先生每当提起陈垣先生时,总是难以抑制对恩师的怀念之情。他说:“今天如果说我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都是这位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啊!”

    老师去世后,启功总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陈垣老师的教泽。

    1991年11月陈垣先生诞辰110年之际,启功先生在香港举行义卖展。义卖获得圆满成功,筹集到163万元全部捐给北师大,作为贫困学生的奖学金。当问他这笔奖学金如何命名时,他反对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是用了陈垣先生的书斋名“励耘书室”中的“励耘”二字设立了“励耘助学金”。

    《捐献书》中说:“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从那时,受到陈老师的教育,直到陈老师去世,经历了近四十年。老师不但教导有关学术的知识,做学问的门径,以至处世做人的道理,恩谊之深,是用简单语言无法详述的。我自老师去世后即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陈老师的教泽,又想不同于一次两次的纪念活动,便想到筹划一笔奖学助学基金,定时赠给学术研究以及教学有卓越成果和需要赞助的同学们、同志们,借此绵延陈老师的教泽,为祖国的科学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或可以上报师恩于万一。”

    以此证明启功先生不爱财,倒是把启功先生的起点定得太低了。但是有钱可以设立奖学金,可以出著作,可以更多的人研究陈垣先生使更多的人知道陈垣先生,使陈垣先生更加不朽。

    1932年,启功20岁时,和章宝琛结了婚。老伴去世后,1979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他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两个人都不在了……”说到此,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启功的老伴惟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再执著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时,经常和一些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有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

    妻子死后,做媒的人四面八方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见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之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启功先生的好友张中行先生评价说:“像启功的好老伴,世间上没有超过她的,再怎么找也找不到!”启功和章宝琛四十年的深远感人的爱,催人泪下啊!

    回忆了以上启功先生的一些人和事,令人终生难忘;但像如此难忘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很多……

    启功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做到了!启功先生是个有血有肉,有苦有乐,是生动而鲜活的道德行为的典范;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明的体现者。他一生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功名所累,救世为民,淡泊名利。当今的和谐社会,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多么需要千千万万的人,也具有这种“启功精神”啊!

    启功先生,您有数不清的儿女,您有数不清的学生在哭您,在送您!您安然地走吧,一路走好!

    “启功精神”永存!

    2005年7月3日于北京花园村

    责编:东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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