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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不狂 忧而达

    时间:2021-02-05 07:44:32 来源:myyuju个人图书馆 本文已影响 myyuju个人图书馆手机站

    97高龄的张致祥老人和他84岁的老伴伊之住在京西一个有军人把守的老院子里。

    老人朗声招呼我们,顺楼梯一步一阶逐级而下,简直是大步流星进一楼客厅的,一边和笔者握手、落座,一边麻利地为自己点上一颗烟,这一串快镜头不免让人疑惑97?79吧!而且脸上干干净净连老人斑都没有。

    他的老伴伊之端着水果、干果进来待客,怎么看也不像是83岁的老人啊!

    书是跳着级念的

    张致祥说他是宣统元年生人,沾前清的边,可算作是前清的“遗幼”。和上个世纪那些风云变幻的年代相仿,他这一生的经历丰富而传奇。

    由于父母早逝,他从小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伯父一起生活。尽管伯父对他很好,他还是在成长过程中沾染了不少的江湖气。但是天资聪颖的张致祥也创下了一些可引以自豪的求学纪录:一上小学就读三年级;一上中学就读天津南开学校的初二。结果读到高三,眼看快考大学了,由于与校方的冲突被开除。当时他已参加革命、担任南开学生会主席和校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只好挪到了北京,参加进步组织的工作,那是1927年的事。

    就算是高中肄业,也挡不住他继续“跳大学”。依他当时的情况,只能去考私立的中国大学国学系,经过考试,学校同意他直接读二年级。可他并不领情,嫌当时的老师、章太炎的弟子吴承仕太“古董”,拒听他的课,要求教“新文学”。后来学校请来新派人物陈伯达。陈伯达边教学边做党的工作,后来把那个“古董教授”吴承仕也发展入共产党了,而党小组长是学生张致祥。

    他报考清华研究生的经历更有意思。读完大学三年级,张致祥报考了清华大学四年级,并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可是清华一审就出问题了,发现这个学生是用“假文凭”报考的。因为张致祥就读的中国大学在民国教育部没有备案,文凭不好用,是暂借公立大学学生的毕业证书报的名。他明明理亏还口出狂言:原来你们是重证书,不是重结果,我那是因为神经衰弱,看清华园景致不错,奔着疗养来的,不上也罢!

    可是第二年,中国大学备案扶正了,张致祥忍不住又来赶考了,但是这次是奔着研究生来考的。凭着过目成诵的惊人记忆力,竟直取金榜,成为当年清华录取的一文一理两个学生当中的一个,那另一个就是后来成为大数学家的陈省身,二人入学后曾伺住一室。但是张致祥是真的意不在学,经常旷课,曾按组织上的要求,作为北方学生代表到武昌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并担任大会秘书长。除了做革命工作,还在山东和北京等地的民办中学和大学兼职挣钱,没能坚持到毕业。

    客串“青帮”和“羊倌”

    1937年,张致祥因为在天津华北抗敌后援会(统战组织)办《实话报》,经常在杨柳青一带出没。为了方便出入白区,组织上指派他参加“红帮”。懂得江湖上的规矩,也算“一技之长”。1941年,张致祥担任了平北抗日根据地专员。第一次找地委组织驻地的时候,不认识路,情急之下跑到一户人家问路,一看在堂屋高悬“天地君亲师”横幅,明白是闯入了“青帮”地界。人家问:“香头(黑话,青帮的辈数或年龄)多少?”他答:“头顶22,脚踏24(即23)”,还反问人家“香头多少”。然后做青帮手势:“船搁浅了”,即迷了路了。一看是“自己人”,青帮的人忙给他找了个羊倌去探路,而张致祥则乐得放了一阵子羊。

    连“张致祥”这个名字,也是1939年照着商人爱用的名字改的。

    在平西与伊之喜结良缘

    1939年,张致祥来到聂荣臻、肖克领导的晋察冀军区,被派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筹办《挺进报》,那里是连接敌占区与晋察冀边区的一条重要通道。在这里,张致祥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伊之。那时时的伊之正值花季,酷爱体育和理科,本已从北京女一中考取了华北联大读化学系,她的激情为抗战燃烧,被组织上留在《挺进报》的电台。那时的张致祥是报社的领导,但他是伊之眼中最没有官气的“官”。他率直,热情,幽默,还有点桀骜不羁,绰号“大洋相”。整天见他风风火火,帮伙房烧柴,帮电台摇马达,偶尔得空还张罗和小伙子们踢用棉布缠的足球,甚至踢得被人抬回来,想想该有多酷。

    郎才女貌,年龄差距不小的两个人都深深地爱上了对方。伊之喜欢理科,不那么精于文字,张致祥常帮她改稿子。那时两人工作、生活都在同一所院子里,连约会都免了。张致祥当时已有了一段不如意的婚姻。由姚依林同志作主,1943年终于和伊之在《晋察冀日报》社完婚(此时张致祥已担任副总编,社长是邓拓)。大伊之十几岁,容易让别人想成男追女,伊之就对别人说;不是,是我看上了他。

    1944年,张致祥正式从军,到军区工作。缴婚4年后他们才有自己的孩子,两个人本来就十分紧张工作更加不可开交。1948年,他们的儿子高烧引起肺炎,伊之下夜班回来,见帮助带孩子的老乡们哭成一团,孩子呼吸像拉风箱,生命危在旦夕。正在这个时候,张致祥接到聂荣臻司令员下发的紧急会议通知。军令如山倒,张致祥脱下军装默默盖在孩子上,推上破自行车翻山直奔军区总部。会议结束,张致祥说起自己生死未卜的儿子,聂荣臻立刻派医生赶去,救了孩子一命。而会后奉命随聂荣臻司令接收北京的张致祥并不知情。

    等到他们夫妻在新中国即将建立的晨曦中于北京见面的时候,张致祥意外看见伊之怀里的儿子,那真是巨大的惊喜。

    参与筹备和指挥开国大典

    解放前夕,张致祥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他作为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到北京开第一届文代会,带着大家去见总理。总理连夜开会,一直等到凌晨总理才过来,总理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张致祥管不住嘴,开玩笑回了一句;“没事,天还没亮呢”,把总理和大家都说笑了,并且记住了他。

    当时聂荣臻同志是军委代总长,建议张致祥作助理,鉴于军龄较短,授予他少将军衔,但周总理却提议张致祥做文化部副部长,于是张致祥成了个“没有军衔的少将”。

    政协会后,中央召开了开国大典筹备工作会议,9月23日,最终在西郊和天安门两个方案中敲定了天安门。

    由于周总理提名,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安排张致祥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和指挥工作。距大典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了,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一片荒芜,到处是比人还高的蒿草,布置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们只能夜以继日,住在了城楼下面。

    每天要面对的难题太多了:挂旗,挂领袖像,救火队的梯子远不够长的问题:用什么办法升国旗的问题;搭建临时观礼台的问题,就连检阅时骑兵马屁股后面挂什么样的粪袋都要考虑到。还有安全问题。张致祥陪罗瑞卿同志一起检查,结果真在城楼西面的门洞里清出了一枚炮弹。仔细清理后,准备将门洞留作一旦发生非常情况时,供党和国家领导人藏身之用。

    临时观礼台是用双层加厚木板搭建的,为确保万无一失,防止“垮台”,张致祥调了一个工兵营的战士上去蹦,去踩。

    城楼的布置是筹备工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征集方案时,张致祥所在军区抗战剧社有两个投诚的原日籍美工,他们提出的方案是最初的蓝本。最后,张致祥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毛主席像挂正中,楼上8个大红灯笼,金水桥上布满鲜花”这套方案报给周总理,总理否定了金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意见拍板采纳。这个经典的布置一直沿用至今。 灯笼太大,只能就地在城楼上扎,他们为此请来经验丰富的故宫的艺人。

    怎么精确掌握乐队奏乐的时间呢?张志祥因陋就简,用一块红绸子解决了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国历史上的那个旷世盛典即将开始的时候,张致祥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毛主席的脚。当主席迈上城楼西侧最后一个台阶时,张致祥向军乐队指挥罗浪挥动红绸子,绸出乐起,《东方红》轰然奏响。

    然后,张致祥和大嗓门荣高棠一起站在城楼西侧领喊口号。

    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夜里。

    为那一天所做的所有一切,都成为张致祥一生的骄傲。

    在狱中自酿葡萄酒

    “文革”前,张致祥担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副主任。运动来了,他这个常和小平、吴晗等同志打桥牌的老文化干部自然不能幸免,连牛棚带监狱住了整整7年,很长时间同“四条汉子”关在一块。可是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改,率直、自信、达观的个性不改,虽然这种坚持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苦难,比如“内急”时故意不让他上厕所……

    无论处境有多险恶,他心底的希望都不曾泯灭过。他给自己制定锻炼计划,积极等待着。偶尔听远处大喇叭宣传拉练的事,他想,我也“参加”吧。长期在乎西平北工作,还没有机会去延安,那就把这个缺憾补上吧!于是丈量好小小的牢舍里的对角线,每天走上100多里地,困了光板床上照样躺下就着。还常常用石子和一个歌唱家下没有棋盘的“盲棋”,都到那个地步了,两人还较劲呢:“我吃你的车,你的马还别着腿呢!”

    比他更坚强的是他的妻子伊之。在不知丈夫身在何处的漫长岁月里,伊之边工作边照顾几个孩子,日子的艰辛不难想见,但她的内心坦荡而坚强,她太了解自己的爱人了。7年之中,后三年有过3次探视机会。

    他们夫妻见面的情形并不像影视作品演绎的哭哭啼啼,相反是一大家有说有笑!只有小儿子见到变得生疏的父亲抹了眼泪,其他孩子们也都乐呵呵的。“因为心里仍有阳光”。伊之说。

    伊之和孩子们给他带去的食物中,有葡萄和橘子。

    1975年张致祥恢复自由的时候,给伊之的见面礼惊人地别致:他把那次家属探监带去的葡萄酿成了酒,把橘子皮晒成了干!这其中承载着怎样的希望和情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乐而忘忧的晚年生活

    张致祥当了三届政协委员,六届人大常委。上个世纪80年代是从中联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而伊之曾在中国铁路文工团做党委书记,后来是从北京铁路局铁路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所长的位置上退的。

    风风雨雨60多年,他们已经携手走过了风光无限的钻石婚。

    张致祥说自己的养生心得就是12个字:生理上注重“动与静,进于排(饮食与排泄)”;心理上注重“喜不狂,忧而达”。

    这简简单单的12个字,浓缩着怎样的经验、哲思和辩证法。

    说来难以置信,就是现在,这两位加起来180多岁的两位老人还常拿着离休证,自己坐两站公共汽车去玉渊潭公园散步呢!张老每天除了走路,还练书法。伊之说要不是眼睛不大行,她肯定还得上网。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两个人常常互相按摩,据说很管用。

    “喜不狂,忧而达”也绝不是什么大话。和常人一样,他们也有很大的烦恼,他们的5个在“文革”中饱经忧患的儿女4个患过癌症、精神分裂症、红斑狼疮等重症,患精神分裂症的儿子至今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依然乐观,依然坚强,平静地对待生活中的——切,包括灾难。

    两人管这叫作“二百五”精神。

    他们甚至从没想到年岁问题。他们把对人生的参悟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或者习惯,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心如止水,这是相濡以沫的两个人的默契。

    采访结束,97岁、83岁的两位老人无论如何要请笔者一起吃饭。

    他们相互点对方喜欢吃的菜,不经意地往对方碗里夹菜的样子真美。饭桌上,张老偶然提起去年伊之险些被感冒引发的败血症把命夺去的事。伊之笑道:“那时他成天只会哭。”

    这时,张老忽然说出了一个连伊之都不知道的秘密,他说当时在伊之昏迷的绝望中,他把给妻子的挽联都拟出来了:

    “先公后私,薄己厚人……”

    伊之美丽的眼睛立刻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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